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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他们的工作是搬运碎石。
从矿坑底部，沿着陡峭的、满是泥泞的斜坡，抬到指定的堆放点。
箩筐沉重，压得人直不起腰。
监工的皮鞭如同毒蛇，随时会抽在动作稍慢的人背上，留下血痕。
没有休息，只有不停的劳作，从天蒙蒙亮，到太阳落山，甚至更晚。
吃的，是掺了大量沙子和糠皮的稀粥，黑乎乎的一碗，几乎照不见人影，还有两个比石头还硬的杂和面窝头，咽下去拉得嗓子生疼。
就这，也经常吃不饱。
每天，都有人倒下。
累倒的，被打倒的，生病的。
倒下的人，被像垃圾一样拖走，不知扔到了哪里。
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压抑的惨叫声，或者零星的枪声，让人心头冰凉。
翻译和那些汉奸，隔三差五就会来训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
“好好干！皇军不会亏待你们！”
“等工程完了，发大洋，发良民证，送你们回家！”
“别想着偷懒，谁偷懒，就是破坏大东亚共荣，拉住去立刻枪毙！”
他们用工钱和回家作为诱饵，给这些在绝望中挣扎的劳工一丝渺茫的希望。
让他们像拉磨的驴一样，为了眼前那根永远吃不到的胡萝卜，拼死拼活地转动。
江流咬着牙，硬挺着。
他身体底子好，又懂得分配力气，虽然同样疲惫不堪，但比起身边许多已经濒临崩溃的人，还算能撑得住。
他默默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监工的巡逻规律，守卫的换班时间，工地的地形，哪些地方相对容易藏身……
这些信息，仿佛本能般在他脑中汇集、分析。
他也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尤其是水生。
水生年纪小，起初还憋着一股劲，但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环境和看不到头的绝望，很快消磨了他的意志。
有几次差点累晕在工地上，都是江流硬拖着他，分他半碗稀粥，才挺过来。
“江流哥……我、我不行了……我想我娘了……”深夜，窝棚里响起压抑的啜泣声，是水生。
他发着低烧，浑身滚烫，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呢喃。
江流挪过去，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将自已那条又薄又硬的破被子多分给他一些。
又悄悄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半块不知何时藏下的、已经硬得像石头的窝头，用手一点点掰碎，混着一点凉水，喂给迷迷糊糊的水生。
“挺住，水生。”江流在他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语气平静却有力，“记着，你娘还在家等你。活着，才有回去的那天。”
或许是江流的话起了作用，或许是那点食物和水补充了体力，水生的烧竟然慢慢退了。
第二天，他咬着牙，又跟着江流上了工地，虽然脚步虚浮，但眼神里多了点东西，那是求生的欲望。
除了水生，江流在窝棚里还认识了一个人。
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大家都叫他老耿。
老耿是北边逃难过来的，据说是老家遭了灾，活不下去，被招工的骗来的。
他话不多，但有一手编草鞋、修补箩筐的巧手，偶尔能用这手艺从监工那里换点额外的吃食或是一小撮劣质烟叶。
他看江流水生年纪小，又肯互相帮衬，偶尔也会偷偷塞给他们半块窝头，或者指点他们哪里干活能稍微省点力。
日子在无边的苦役和麻木中缓慢流逝。
像磨盘一样，碾磨着人的血肉和精神。
山谷里的劳工换了一批又一批，死的死，病的病，偶尔也会补充进像他们一样被骗来抓来的新人。
希望的肥皂泡，在日复一日的残酷现实面前，越来越薄，越来越脆，但始终被汉奸们用“”快完工了”、“马上就发钱了”的谎言维系着，没有彻底破灭。
终于，在熬过了不知多少个日夜之后，山谷里的主体工程似乎完工了。
监工们宣布，要转场，去下一个更能发挥大家作用、待遇更好的地方。
没有工钱，没有遣散。
只有冰冷的命令和枪口。
有人不甘心，一个来自南边、性子火爆的汉子站出来质问翻译：
“不是说干完活给钱吗？钱呢？我们要回家！”
翻译脸上的假笑瞬间消失，换上一副狰狞的嘴脸，用东洋话对旁边的日本兵说了句什么。
那日本兵二话不说，端起上了刺刀的长枪，大步上前，在那汉子惊恐的目光中，狠狠地一刺刀捅进了他的肚子！
然后猛地一拧，拔出！
鲜血喷溅，那汉子瞪大眼睛，捂着肚子倒了下去，抽搐了几下，不动了。
“还有谁想回家？！啊？！”翻译厉声喝问，目光扫过噤若寒蝉的劳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