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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四年三月初九，惊蛰后七日。
京师，户部。孙家福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手在微微发抖。他五十一岁了，从天津分行行长升到户部侍郎，管着全国银行。但这报告不是银行的，是海关的。报告上写着：道光三年，大夏出口茶叶五十万箱，丝绸十万匹，瓷器二十万件，橡胶五百万斤，总值二千万两。进口洋布、洋铁、洋药、洋机器，总值五百万两。顺差一千五百万两。一千五百万两，不是小数目。这些银子从哪儿来？从英国来，从法国来，从荷兰来，从西班牙来，从全世界来。大夏的茶，英国人不能不喝；大夏的丝，法国人不能不用；大夏的瓷，荷兰人不能不买；大夏的胶，全世界不能不要。他合上报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京师的天空灰蒙蒙的，但他不觉得冷。因为他知道，大夏的钱，越来越多了。
道光四年四月初九。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一家茶叶铺子里，掌柜的正在招呼客人。客人是个贵妇人，穿着华丽的裙子，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盒茶叶。盒子是木制的，上面印着几个汉字：“大夏武夷茶。”贵妇人问掌柜的：“这是新到的？”掌柜的说：“是。刚从广州运来的，昨天到的。”贵妇人问：“多少钱？”掌柜的说：“十先令一磅。”贵妇人买了一磅，走了。掌柜的看着她的背影，笑了。他想起二十年前，茶叶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喝得起。一磅茶叶要一英镑，贵得要命。现在，一磅茶叶只要十先令，便宜了一半。不是茶叶不值钱了，是大夏的茶叶多了。大夏的茶山，从福建种到广东，从广东种到云南，从云南种到四川。一年产五十万箱，全世界都喝不完。他笑了，大夏的茶，真好喝。
道光四年五月初九。法国巴黎，塞纳河畔。一家丝绸铺子里，掌柜的正在给客人量衣裳。客人是个贵妇人，穿着华丽的裙子，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匹丝绸。丝绸是淡紫色的，上面绣着金色的花纹。贵妇人问掌柜的：“这是哪儿的丝？”掌柜的说：“大夏的。苏州产的。”贵妇人问：“多少钱？”掌柜的说：“二十法郎一码。”贵妇人买了一匹，走了。掌柜的看着她的背影，笑了。他想起三十年前，丝绸是奢侈品，只有皇后才穿得起。一匹丝绸要一百法郎，贵得要命。现在，一匹丝绸只要二十法郎，便宜了五倍。不是丝绸不值钱了，是大夏的丝绸多了。大夏的丝厂，从苏州开到杭州，从杭州开到湖州，从湖州开到广州。一年产十万匹，全世界都穿不完。他笑了，大夏的丝，真漂亮。
道光四年六月初九。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畔。一家瓷器铺子里，掌柜的正在给客人包装。客人是个商人，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套瓷器。瓷器是青花的，上面画着山水人物。商人问掌柜的：“这是哪儿的瓷？”掌柜的说：“大夏的。景德镇产的。”商人问：“多少钱？”掌柜的说：“五十荷兰盾一套。”商人买了两套，走了。掌柜的看着他的背影，笑了。他想起四十年前，瓷器是奢侈品，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一套瓷器要五百荷兰盾，贵得要命。现在，一套瓷器只要五十荷兰盾，便宜了十倍。不是瓷器不值钱了，是大夏的瓷器多了。大夏的瓷厂，从景德镇开到德化，从德化开到潮州，从潮州开到广州。一年产二十万件，全世界都用不完。他笑了，大夏的瓷，真好用。
道光四年七月初九。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一家机器铺子里，掌柜的正在给客人安装火车轮子。轮子是铁的，上面套着一圈黑色的胶。客人是个铁路公司的老板，穿着西装，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根雪茄。他问掌柜的：“这胶是哪儿的？”掌柜的说：“大夏的。西山产的。”老板问：“多少钱？”掌柜的说：“十美元一个。”老板买了二百个，走了。掌柜的看着他的背影，笑了。他想起十年前，火车轮子没有胶，跑起来又颠又响，客人坐着不舒服。现在，有了胶，火车跑起来又稳又静，客人坐着舒服。不是胶贵了，是大夏的胶多了。大夏的橡胶园，从西山开到吕宋，从吕宋开到爪哇，从爪哇开到苏门答腊。一年产五百万斤，全世界都用不完。他笑了，大夏的胶，真好用。
道光四年八月初九。广东广州府，市舶司。李国栋五十三岁了，从广州分行行长升到户部侍郎，管着全国汇兑。今天，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洋船，心里美滋滋的。他问身边的书吏：“今年来了多少洋船？”书吏说：“五百艘。”他问：“去年呢？”书吏说：“四百艘。”他问：“前年呢？”书吏说：“三百艘。”他笑了，一年比一年多。他问：“运了什么来？”书吏说：“洋布、洋铁、洋药、洋机器。”他问：“运了什么走？”书吏说：“茶叶、丝绸、瓷器、橡胶。”他点了点头，大夏的货，全世界都要。他转过身，走进市舶司，继续干活。
道光四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西山工业区，迁建新村。孙德旺九十五岁了，坐在门口晒太阳，灯亮了四十三年。他重孙女孙小丫二十四岁了，坐在旁边看书。孙小丫给他泡了一壶茶，茶叶是今年新到的武夷茶。孙德旺喝了一口，说：“好茶。”孙小丫问：“爷爷，这茶哪儿来的？”孙德旺说：“福建来的。”孙小丫问：“福建的茶，怎么到咱这儿的？”孙德旺说：“先坐船到广州，再坐火车到京师，再从京师坐马车到西山。”孙小丫算了一下：“走了多远？”孙德旺说：“好几千里。”孙小丫说：“那得走多久？”孙德旺说：“以前要半年。现在，一个月。”孙小丫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看书。孙德旺喝着茶，笑了，大夏的茶，真好喝。
道光四年腊月二十三，乾清宫。林则徐下了一道旨意：“大夏承平天子，开海贸，通洋商。道光以来，出口倍增，顺差千五百万两。大夏之货，遍于天下。着即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设海关，通商埠。各国商船，准其停泊贸易。钦此。”旨意发往全国，五口通商，大夏的门，彻底打开了。
道光四年腊月二十三，西山工业区，百工院。陆沉躺在床上，还没醒，已经三十一年半了。从承平四十九年六月初九，到道光四年腊月二十三，整整三十一年六个月。床边坐着四个人：方承志九十三岁，程恪九十七岁，公输英七十七岁，林大桅七十岁，崔大牛六十五岁。每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今天的报纸头版有条消息：“大夏出口二千万两，顺差一千五百万两。茶叶、丝绸、瓷器、橡胶，遍于天下。五口通商，国门大开。孙德旺：大夏的茶，真好喝。”
方承志把报纸放在陆沉枕边，看着那张熟悉的脸。一百三十岁的陆沉，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头发全白了，一根黑的都没有。但他的嘴角还是微微上扬着。他轻声说：“国师，大夏的货，卖到全世界了。茶叶、丝绸、瓷器、橡胶，到处都要。五口通商，国门大开。孙德旺说，大夏的茶真好喝。您放心睡，睡到想醒的那天。”
他说完站起来，对着那四个人说：“走吧，该干活了。”四个人站起来，一个一个走出去。公输英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份报纸放在陆沉枕边，头版上的那几个字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光：“大夏出口二千万两。”她转过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