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国姓爷，‘仁’、‘义’、‘礼’、‘智’、‘信’五商行总管事求见，呈报本月粮饷、火药、铁料采买清单及各处贸易款项收支。”
“让他们去忠臣堂等候。”郑成功道。
这便是他与父亲另一大不同之处。郑芝龙的商业网络虽庞大，但更多依赖于个人威望和江湖规则，松散而充满灰色地带。而郑成功，则将其系统化、组织化，甚至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设立了著名的“山海五商”系统。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在金、厦两地设立五大商行，总理对外贸易和军需采购。
“金”行负责与日本、琉球贸易，主要换取铜铅、倭刀、盔甲和至关重要的白银；“木”行负责与东南亚（暹罗、吕宋、咬溜吧）贸易，采购粮食、木材、硝石、硫磺等战略物资；“水”行负责与葡萄牙人（主要通过澳门）、西班牙人（通过吕宋）接触，购买西洋火炮、火绳枪、自鸣钟（用于馈赠和计时）乃至雇佣技术人员；“火”行则专门负责与内陆地区的秘密贸易，通过种种渠道，从清控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收购生丝、瓷器、茶叶，作为出口的主要商品；“土”行则统筹各港口的仓储、物流和税收。
这套体系犹如一个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的心脏，源源不断地将海外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转化为军队所需的粮饷、武器和给养。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军事后勤部门，更是情报收集站。各商行的管事，不仅要是精明的商人，更必须是忠诚可靠的“自己人”，其中不少是郑成功的族亲、同学或早年追随他的心腹。
处理完军务和商务，郑成功并未休息，而是在亲兵护卫下，来到了岛上的“储贤馆”。这里是他招揽四方人才的地方，不仅有通晓火器、历算、医术的西洋传教士（如后来为他造炮的雷约兹），有精通水战的沿海豪杰，更有大量因不满清廷剃发令而南逃的文人学士、明朝旧吏。
他一出现，馆内众人纷纷起身行礼。郑成功恭敬地回礼，与几位年长的儒生亲切交谈，询问他们对时局的看法，甚至请教治国用兵之道。
他深知，要成就大业，光有武力远远不够，还需“礼贤下士”，凝聚人心，尤其是在政治上获得这些士大夫的认可，才能赋予他的政权更多的合法性。他给予这些文人极高的礼遇和虚职，让他们修纂历法、起草文书、教育子弟、宣扬忠义，有效地构建起一个微型王朝的雏形。
这一切，都需要巨量的金钱来维持。军队的饷银、武器的购置、官员的俸禄、人才的供养……每一天的消耗都是天文数字。
郑成功的压力巨大。他几乎是不择手段地开辟财源：严厉征收沿海贸易税，甚至对过往商船实行“十一抽饷”（比其父更加苛刻）；派遣舰队拦截通往清廷控制区的商船；向澳门葡萄牙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以“资助反清复明”的名义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甚至默许部下对某些不合作的村镇进行“征粮”……
他的手段有时显得酷烈，与他对军队的严苛纪律和对士人的谦恭礼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正是他处境艰难的体现：他必须以有限的资源，支撑起一个远超其负荷的宏大梦想。
夜幕降临，厦门岛并未沉寂。造船工坊里依然炉火通红，锤声叮当；巡逻的战船灯火星星点点，如同移动的星座；忠臣堂内，依然灯火通明，郑成功常常与核心幕僚议事至深夜。
他站在营帐外，望着北方漆黑的大陆，那里是他的国仇家恨所在，也是他梦想挥师北伐的目标。他知道，脚下的金厦基地，是他唯一的凭依。这里凝聚着他的心血，承载着他的希望，也透支着他的未来。
一支全新的、打着鲜明忠义旗号、组织严密、亦军亦商的海上力量，正在这东南一隅顽强地生长起来。
它既不同于腐朽的明军，也不同于野蛮的清军，更不同于混乱的海盗。它是郑成功独特的创造，是时代逼仄的裂缝中开出的异卉，其芬芳与荆棘，都将深刻地影响接下来的历史走向。
海风吹动他猩红的斗篷，猎猎作响。龙吟之声，已渐清晰。下一波浪潮，将指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