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厦基地的演武场上杀声震天，忠臣堂内谋士纵横捭阖，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条更加隐秘、却至关重要的命脉，正以惊人的效率和冷酷的算计，跨越重洋，无声地搏动着。
这便是支撑着郑成功抗清大业的“山海五商”网络，一张将商业活动与军事需求紧密结合、覆盖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庞大贸易体系。它既是郑成功的金库，也是他的军械库和粮仓。
长崎港，出岛。尽管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如山般不可动摇，但来自中国的商船仍是这座封闭港口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之一。
往年，这里是葡萄牙“黑船”和郑芝龙旗下商船的天下。如今，驶入港口的福船桅杆上，飘扬的不再是复杂的郑氏龙旗，而是更为简洁、却更具冲击力的旗帜——红底上巨大的“郑”字，旁边往往伴随着一面象征大明正统的日月旗。
船上的管事和通译，不再是唯利是图的普通商人，他们神情肃穆，举止间带着一丝军人般的纪律性。他们向长崎奉行所的官员递交的文书，落款常是“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成功麾下某商行”。
这不仅仅是一次贸易，更是一种政治姿态，向日本方面宣告：华夏正朔犹在东南海上。
他们运来的，是日本上层社会渴望的顶级生丝、精美瓷器、珍稀药材和文人雅士喜爱的书画、茶具。而他们带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白银——丁银、豆板银，以及大量用于铸造火炮和火枪的铜料、铅料，甚至还有质量上乘的倭刀、胴甲（盔甲）。
这些金属和军械，对于正在扩军备战的郑成功来说，其价值远超白银本身。
交易过程依旧严格遵循幕府的规矩，在出岛内进行，价格受到管制。但郑成功的商队表现出更强的组织性和目的性。
他们不像葡萄牙人或旧郑氏商人那样热衷于追逐利润最高的奢侈品，而是有意识地、大量地采购战略物资。有时，他们甚至愿意用生丝换取等值的铜料，这让日本方面感到诧异，却又乐见其成。
在这些商船的水手和护卫中，偶尔混杂着一些特殊人物，他们沉默寡言，目光锐利，仔细观察着长崎的防务、港口布局，以及荷兰商馆的动静，将情报默默记在心中。
通往暹罗（泰国）、柬埔寨、广南（越南南部）以及爪哇（巴达维亚周边）的航路上，郑氏的商船同样活跃。这些地区的稻米、木材、硝石（制造火药的关键原料）、硫磺、以及各种热带特产，被源源不断地运回金厦。
与东南亚的贸易，往往伴随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荷兰东印度公司视南洋为其势力范围，对郑成功的船队充满警惕和敌意，时常借口检查进行刁难，甚至暗中支持海盗进行劫掠。西班牙人控制下的马尼拉，则因宗教和过去的恩怨（如1603年屠杀华人事件），对郑氏商船态度冷淡且限制重重。
郑成功的应对策略是软硬兼施。
一方面，他指示商队尽量遵守当地规则，通过送礼、结交权贵等方式打开局面；另一方面，他毫不示弱。一旦商船遭到荷兰人或西班牙人的无理攻击或扣押，郑成功的抗议文书会立刻送达，语气强硬，甚至威胁进行对等报复，出动舰队拦截对方的商船。
这种强硬的姿态，往往能迫使殖民当局有所收敛，因为他们深知郑成功舰队的战斗力，不愿在远东陷入另一场大规模冲突。
此外，遍布南洋的华人社群，也成为郑氏商队重要的信息源和庇护所，许多华商暗中为“国姓爷”提供帮助，既是出于民族情感，也是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投资。
澳门，再次成为这场宏大贸易棋局中的关键节点，但气氛已截然不同。
一艘悬挂“郑”字旗的中型广船，缓缓驶入澳门内港。站在船头的，是国姓爷麾下“水”行的一位高级管事，姓陈，乃郑成功的同乡心腹。他身后跟着几名精干的随从，以及一位精通葡语的通译。
与以往商船到来时澳门葡人那种热情甚至讨好的态度不同，此次前来迎接的澳门议事会代表和葡萄牙商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谨慎和不安。
会谈在议事厅内进行，气氛微妙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