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少校的士兵在村里折腾了几天，皮卡车的轰鸣和士兵冷硬的面孔确实带来了一阵恐慌。
几个平日里就好吃懒做、嘴巴不饶人的年轻混混被揪去盘问，关押了几天。但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最终因为“查无实据”，人又都给放了回来。真正的破坏者，混在村民沉默的屏障后面，或许正暗自得意地看着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风波。
这种明知道病灶在哪，却无法下刀根治的憋闷感，在中方基地管理层中间弥漫。
李振邦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远处已然恢复平静的村落，指关节捏得发白。方稷则一遍遍翻看着田间损失的定损报告，那被践踏的麦苗照片像针一样扎眼，虽然不多，虽然在国内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都没现在这么让他难受。赵老沉默地喝着浓茶，眉心的川字纹深得能夹住苍蝇。
然而，比这种无力感更尖锐的刺痛，接踵而至。
清晨的露水还没干，后勤主管孙姐就敲开了李振邦的门，她手里捏着几张信纸，有些愁容。
“李总…”孙姐的声音干涩，将信纸放在桌上，“阿依莎、莎拉，还有另外三个女工…刚送来的。”她顿了顿，几乎不忍说下去，“是辞职信。”
李振邦的心猛地一沉。他拿起那几张纸。
信是用铅笔写的，阿姆哈拉文字歪歪扭扭，夹杂着一些拼写错误，但意思清晰得残酷：“尊敬的经理先生，因家中事务繁忙，无法继续工作，特此申请辞职。感谢之前的照顾。本月工钱不必再发，就当…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另一封，字迹稍微工整些，是村长儿媳妇莎拉的：“身体不适，需回家休养，望批准。工资亦请扣除。”
李振邦内心：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用扣工资来抵偿损失？这哪里是辞职信，这分明是谢罪书！她们是把麦田被破坏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了！
方稷和赵老闻讯赶来，看完信，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的非洲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着，更衬得屋内死寂。
“她们人呢？”李振邦的声音有些沙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