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妇女在丈夫或儿子的强行阻拦下，含泪放弃了机会。
但也有一些像阿依莎一样倔强的女性，选择了反抗。
村长的儿媳妇莎拉就是其中之一。她读过几年书，心思活络，早就厌倦了困守家务的生活。她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和公公的委婉劝阻，毅然跑去报了名，并被录用了。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村长家里连续几天低气压，他的儿子觉得颜面尽失，几乎要和莎拉动手。最后还是老村长压下了儿子的怒火，他心情复杂地看着儿媳妇，又想起阿依莎，最终长长叹了口气，摆摆手：“罢了…时代…可能真的不一样了。她想去，就让她去吧…总比待在家里生事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真正接受了。
更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村子中央。一个叫哈吉的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偷偷去基地上了两天班后，当众对妻子拳打脚踢，骂她“不守妇道”、“丢人现眼”。凄厉的哭喊声引来了众多村民围观，但很少有人敢上前劝阻暴怒的哈吉。
消息很快传到了基地。李振邦和方稷得知后，感到十分棘手。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劳资关系，涉及到了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家庭矛盾。
“我们不能直接干预他们的家庭事务，”李振邦眉头紧锁，“但这种情况如果愈演愈烈，会影响我们工人的稳定，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区冲突。”
方稷思索片刻，提出了一个建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村长，或者有威望的长者，侧面做一些工作。同时，我们在基地内部，要坚决保护女性员工的权益和安全。”
他们还请来了对当地文化比较了解的协调员，试图向一些情绪激烈的男性村民解释：女性参加工作，并不会削弱男性的地位，反而能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基地的工作环境是正规、安全的，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
然而，观念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尽管基地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村落里的紧张气氛依然存在。男人们聚在一起时，抱怨和不满仍是主要话题。女工们上下班时，常常能感受到来自某些男性村民异样、甚至带有敌意的目光。
阿依莎依旧每天沉默地去上工，但她能感觉到，村里一些以前和她关系不错的同村人，现在看她的眼神都变了，带着疏远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她只是把头昂得更高，步伐更稳。
她知道，自己打开了一扇门，但门后的路，布满了荆棘。
阿依莎等女性在基地获得工作，并因此为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这本是一件改善生计的好事。
但在那些固守传统、感到权威被挑战的男性眼中，这却成了难以忍受的羞辱。不满的情绪像地下暗火，在村庄的角落里闷烧，最终，必然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
这片由中方开垦、寄托着无限希望的麦田，成为了目标。它面积庞大，绿意盎然，是项目最显眼的成就，也最容易受到攻击。
破坏发生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几个对家中女性外出工作最为愤懑的年轻人，借着酒意，摸到了麦田的边缘。他们不敢冲击有武装守卫的基地，便将恶气撒在了这片毫无防备的麦田之上。
他们用的不是纵火那种过于激烈、容易引火烧身的方式，而是更阴损、更不易被立刻察觉的手段：用砍刀肆意挥砍即将抽穗的麦苗，用脚狠狠践踏嫩绿的植株，甚至将大把的麦苗连根拔起，胡乱丢弃在田埂上。破坏集中在田块的几个边缘区域，对于上千亩的广袤麦田来说，乍一看并不显眼。
直到第二天中午，一名中方技术员带着学员进行例行田间巡查时，才惊恐地发现了边缘地带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