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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沓信。
信是从各地寄来的，都是看了《家庙》之后写的。
他拿起第一封，拆开。
信纸很薄，上面只有几句话：
“侯导演：我叫林阿妹，今年十七岁。我阿嬷是南洋回来的，她在我时候给我唱过一首歌，我忘了很久。看完电影那天晚上，我又忽然想了起来。那首歌的调子，和她坐在门口等我的样子。谢谢您。”
他拿起第二封。
“侯导演：我是个国中老师，教历史的。我每天都给学生讲历史，讲朝代，讲年份，讲事件。但我从来没讲过，那些历史里的人是怎么活的。看完您的电影，我决定改。从明天开始，我让学生回家采访自己的阿公阿嬷，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您让我知道，历史不是背的，是记在心里的。”
第三封。
“侯导演：我父亲去年走的。他走之前，我一直觉得他很烦，天天唠叨那些老事。看完电影，我才知道，他唠叨的不是老故事，而是他自己。他怕他走了之后，就没人记得那些事。我现在想听，也听不到了。”
第四封。
“侯导演：我带儿子去看您的电影。他今年十五岁，正是最讨厌听大人话的年纪。看完电影出来，他忽然问我，爸，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我，种地的。他又问，在哪儿种的？我，福建。他，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
侯孝贤看着那些信，看了一封又一封。
门被推开，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老侯，还在看信？”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拿起一封信看了看。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老侯，你知道这些信是什么吗？”
侯孝贤看着他。
杨德昌：“是作业。是你给那些家庭补上的作业。”
侯孝贤愣了一下。
杨德昌：“你看这些信。那个忘了阿嬷唱歌的人，那个让学生回家采访的老师，那个想听也听不到的儿子，那个带儿子去看电影的父亲。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下的家庭作业。你出了题，他们回家补上。”
侯孝贤没话。
他看着那些信，看了很久。
然后他：“德昌，出题的不是我。”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出题的是那些人自己。是林国栋，是沈静婉，是陈婆，是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他们等了那么久，就是在等有人，来做这道题。”
他顿了顿，“我只是把题摆出来罢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
“拍《新世界》。林国栋老了以后的事。他在废墟上搭家庙，用三根树枝当筷子。”
杨德昌看着他，“拍完呢？”
“拍完再。”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老侯，你那些人，等到了没有？”
侯孝贤没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看那些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半岛酒店。
赵鑫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是一杯凉了的普洱。
窗外是维多利亚港，十二月的海风把水面吹皱，几艘天星轮缓缓驶过。
他对面坐着三个人。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林孝胜，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焯然，还有一位新加坡电影发展局的筹备负责人，姓陈。
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没怎么话，只是专注地听。
林孝胜先开口：“赵先生，《故土之心》在我们博物馆，放映了十四个月，累计观影人次破十二万。这个数字，仅次于建国档案。”
赵鑫点点头。
李焯然接着：“南洋理工大学今年开了一门新课，叫‘华语电影与离散叙事’。教材里用了您五部电影。《民国时期的爱情》、《橄榄树》、《槟城空屋》、《船票》、《故土之心》。”
他顿了顿，“学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后来都回家了吗？”
赵鑫没回答。
李光耀忽然开了口问，“你怎么答的？”
李焯然：“我答，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没回。但回不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在等。”
李光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