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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六十三年三月初九，惊蛰后七日。
京师，户部大堂。
许汝霖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手在微微发抖。报告是大夏国家银行送的，题目叫《承平六十二年民间投资调查报告》。报告上写着：承平六十二年，全国新注册工厂一千二百三十七家，比承平六十一年增长四成；新开商号五千六百家，增长三成半；铁路沿线新城镇二十三个，新增商铺三千间；银行贷款总额从承平六十一年的一百五十万两，涨到承平六十二年的三百万两，翻了一倍。
许汝霖七十二岁了，干了一辈子财政，从主事干到尚书，从尚书干到协办大学士。他见过无数报告，但没见过这样的报告。一千二百三十七家工厂，五千六百家商号，二十三个新城镇，三百万两贷款。这不是数字，这是真金白银，是厂房，是机器，是商铺，是铁路，是百姓的日子。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户部大院的槐树正在抽芽。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他刚当户部侍郎的时候，老尚书对他说过的话：“管钱，最难的不是收税，是让钱活起来。钱活了，人就活了；人活了，国家就活了。”他转过身，走回案前，拿起笔，写了一份奏疏：“陛下，民间投资热潮已起，请因势利导，扶持工商，以固国本。”
承平六十三年四月初九，江苏苏州府。林则徐站在一家新开的纺织厂门口，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工人，心里踏实了。这家纺织厂叫“大华纺织厂”，是苏州最大的纺织厂，有三百台织机，五百个工人。老板姓周，叫周德兴，五十岁，以前是个绸缎商，做了二十年买卖，攒了十万两银子。以前银子存在家里，埋在床底下，怕贼偷，怕火烧，怕水淹。现在银子存在银行，安全，还有利息。银行有钱了，就贷给工厂，工厂有钱了，就买机器，招工人，生产更多的绸缎。绸缎多了，就能卖到更多地方。卖得多，赚得多，赚得多，就能还贷款。还了贷款，银行又有钱了，又能贷给更多的工厂。这是好循环。
林则徐问周德兴：“周老板，你这厂，一年能赚多少？”周德兴说：“去年赚了五万两。”林则徐又问：“贷了多少？”周德兴说：“贷了三万两，买机器。”林则徐问：“利息多少？”周德兴说：“年息三分。一年九百两。”林则徐算了一笔账：三万两贷款，一年利息九百两，五万两利润，还了利息，还剩四万九千一百两。值。他问：“明年还扩吗？”周德兴说：“扩。再贷五万两，再买五百台织机。”林则徐笑了：“好。有出息。”
承平六十三年五月初九，湖北汉口府。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码头，南来北往的米船都在这儿停。汉口分行行长叫陈福生，四十岁，本地人，在钱庄干了二十年。他问林则徐：“林大人，汉口的大米，能不能用银行的钱收？”林则徐问：“怎么收？”陈福生说：“秋收的时候，米价便宜，一百斤米值一两银子。银行贷给米商，让他们低价收米，存到春天，米价涨了，再卖。差价就是利润。”林则徐想了想：“好办法。这叫‘季节性贷款’。贷多少？”陈福生说：“先贷十万两，试试。”林则徐点了点头。
秋天，米商们用银行的贷款收了二百万斤大米，存进仓库。春天，米价涨了，一百斤米卖一两五钱。二百万斤大米，卖了三万两银子。还了贷款，还了一万两利息，净赚两万两。米商们赚了钱，银行赚了利息，百姓有米吃，三赢。
承平六十三年六月初九，广东广州府。赵翠儿站在一家新开的茶行门口，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工人，心里踏实了。这家茶行叫“永丰茶行”，老板姓陈，叫陈启沅，四十五岁，以前是个茶农，种了二十年茶，攒了一万两银子。以前银子存在家里，埋在地下，怕贼偷，怕老鼠咬。现在银子存在银行，安全，还有利息。银行有钱了，就贷给茶行，茶行有钱了，就买茶园，招工人，种更多的茶。茶多了，就能卖到更多地方。卖得多，赚得多，赚得多，就能还贷款。还了贷款，银行又有钱了，又能贷给更多的茶行。这是好循环。
赵翠儿问陈启沅：“陈老板，你这茶行，一年能赚多少？”陈启沅说：“去年赚了两万两。”赵翠儿又问：“贷了多少？”陈启沅说：“贷了一万两，买茶园。”赵翠儿问：“利息多少？”陈启沅说：“年息三分。一年三百两。”赵翠儿算了一笔账：一万两贷款，一年利息三百两，两万两利润，还了利息，还剩一万九千七百两。值。她问：“明年还扩吗？”陈启沅说：“扩。再贷两万两，再买五百亩茶园。”赵翠儿笑了：“好。有出息。”
承平六十三年七月初九，直隶天津府。天津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南来北往的货船都在这儿停。天津分行行长孙家福三十二岁了，他看着码头上的那些货船，心里有了主意。他找到天津最大的船行老板，姓刘，叫刘大海，五十岁，在码头上干了三十年。孙家福问：“刘老板，你的船，一年跑几趟？”刘大海说：“三趟。一趟从天津到上海，一趟从上海到广州，一趟从广州回天津。”孙家福问：“一趟赚多少？”刘大海说：“一趟赚五千两。三趟赚一万五千两。”孙家福问：“能不能多跑几趟？”刘大海说：“能。但没钱。买船要钱，雇人要钱，买货要钱。”孙家福说：“银行贷给你。贷十万两，买五条船。”刘大海愣了：“十万两？我还得起吗？”孙家福说：“一年跑六趟，一趟赚五千两，六趟赚三万两。还了利息，还剩两万多两。五年就还清了。”刘大海想了很久：“试试。”
一年后，刘大海的船行从五条船变成了十条船，从一年跑三趟变成了一年跑六趟，从一年赚一万五千两变成了一年赚三万两。还了银行的贷款和利息，还净赚两万两。天津码头上的货船，越来越多。
承平六十三年八月初九，四川成都府。成都是西南最大的城市，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但自从铁路修到成都，外面的东西能进来，里面的东西能出去，生意就好做了。成都分行行长叫刘文辉，四十岁，本地人，在钱庄干了二十五年。他找到成都最大的织布坊老板，姓王，叫王德发，五十岁，织了三十年布。刘文辉问：“王老板，你的布，卖到哪儿？”王德发说：“卖到成都附近几个县。”刘文辉问：“为什么不卖远点？”王德发说：“运费太贵。从成都运到重庆，一匹布运费要一钱银子。到了重庆，再往东运，还要花钱。运到了，布价就高了，卖不出去。”刘文辉说：“现在有铁路了。从成都到重庆，一匹布运费只要二文钱。比以前便宜了五十倍。你还怕卖不出去？”王德发愣了。他算了算：以前运一匹布到重庆，运费一钱银子，布价就高，卖不出去。现在运费二文钱，布价便宜了，就能卖出去。卖出去，就能多织。多织，就要买机器。买机器，就要贷款。他问刘文辉：“能贷多少？”刘文辉说：“你要多少？”王德发说：“五万两。”刘文辉说：“行。”一年后，王德发的织布坊从一百台织机变成了五百台织机，从一百个工人变成了五百个工人。他的布卖到了重庆、武汉、上海，一年赚了十万两。
承平六十三年腊月二十三，小年。西山工业区，迁建新村。孙德旺七十七岁了，坐在门口晒太阳。灯亮了三十二年了。他儿子孙大牛五十一岁，还在马尾造船。他孙子孙小牛十七岁，还在念书。他重孙女孙小丫六岁了。
今天，孙小丫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一块糖。糖是从村里的杂货铺买的，用宝钞买的，一两宝钞买了十块糖。她爹孙大牛从广东寄了一百两宝钞回来，她爷爷孙德旺给她买糖吃。孙德旺看着重孙女吃糖，笑了。他问旁边的人：“这糖，哪来的？”旁边的人说：“村里杂货铺买的。”孙德旺问：“杂货铺的糖，哪来的？”旁边的人说：“从天津运来的。天津的货船，从广州运来的。广州的船，从南洋运来的。”孙德旺点了点头。一块糖，从南洋到广州，从广州到天津，从天津到西山，从杂货铺到孙小丫手里。经过了多少人的手？经过了多少条船？经过了多少家银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块糖，很甜。
承平六十三年腊月二十三，西山工业区，百工院。陆沉躺在床上，还没醒，已经十四年半了。从承平四十九年六月初九，到承平六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整整十四年六个月。床边坐着五个人：方承志七十五岁，程恪七十九岁，公输英六十岁，林大桅五十三岁，崔大牛四十八岁。每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今天的报纸头版有条消息：“承平六十二年，全国新注册工厂一千二百三十七家，新开商号五千六百家，银行贷款总额翻倍。苏州大华纺织厂、汉口米商、广州永丰茶行、天津船行、成都织布坊，各获贷款，生意兴隆。百姓用宝钞买糖，糖从南洋来。”
方承志把报纸放在陆沉枕边，看着那张熟悉的脸。一百一十三岁的陆沉，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头发全白了，一根黑的都没有。但他的嘴角还是微微上扬着。他轻声说：“国师，商业繁荣了。工厂一千多家，商号五千多家，银行贷款翻倍。孙小丫吃糖了，糖从南洋来。您放心睡，睡到想醒的那天。”
他说完站起来，对着那五个人说：“走吧，该干活了。”五个人站起来，一个一个走出去。公输英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份报纸放在陆沉枕边，头版上的那几个字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光：“全国新注册工厂一千二百三十七家。”她转过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