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莫斯科冬日的阳光苍白而清冷。
三辆黑色轿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沿着特维尔大街向北行驶。
索科洛夫上尉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不时回头为代表团讲解沿途的景观。
林、皮克和拉狄克坐在后排，车窗半开着，让莫斯科寒冷而清新的空气涌入车内。
“我们现在行驶的是特维尔大街，莫斯科最古老的街道之一，”索科洛夫指着窗外，“在沙皇时代，这里是贵族和富商的居住区。”
“现在，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改造成政府机关和公共设施。”
街道宽阔，但路面上的积雪被压实成冰，车辆行驶时发出嘎吱的声响。
两旁的建筑大多是三四层高的石质楼房，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装饰风格，但许多建筑的表面已经斑驳，窗框上的油漆剥落，显示出缺乏维护的痕迹。
街道上的行人不多，大多裹着厚重的棉衣，步履匆匆。
偶尔能看到马拉的雪橇装载着货物缓缓驶过，马匹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雾团。
“莫斯科的人口比战前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拉狄克低声用德语对林说道，“战争、饥荒、内战……”
“很多人逃往农村，或者根本没有活下来。”
林默默点头。
他看到的莫斯科不是后世那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雏形，而是一个刚从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百废待兴的城市。
街角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弹孔的痕迹，一栋建筑的外墙上用白灰刷着巨大的标语：
“粮食属于劳动者！”。
标语旁边，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围着一个冒着热气的铁桶，从里面舀出稀薄的菜汤。
“那是社区的公共食堂，”索科洛夫注意到林的目光，“莫斯科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个居民根据工作性质分配定额。”
“对于失业者和儿童，有专门的救济点。”
车队转过一个街角，眼前的景象突然改变。
一片开阔的广场出现在前方，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红色的花岗岩建筑，建筑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俄语写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场，”索科洛夫宣布道，“我们到了。”
车辆在广场边缘停下。
众人下车，凛冽的寒风立刻扑面而来，带着莫斯科冬季特有的干燥刺骨。
安娜紧了紧围巾，格特鲁德扶了扶被风吹歪的眼镜，莉泽洛特则迅速取出笔记本和铅笔。
红场比林想象的要小一些，但那种历史感却更加厚重。
脚下的铺路石已经被无数脚步磨得光滑，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
广场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围墙和塔楼，东侧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古姆百货，北端是历史博物馆，南端则是那座举世闻名的圣瓦西里大教堂。
但此刻，红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红色”——不是建筑的颜色，而是无处不在的革命符号。
巨大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塔楼上飘扬，广场周围的建筑外墙上悬挂着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巨幅画像，临时搭建的木制宣传栏上贴满了各种海报和公告。
一群红军士兵正在广场上进行操练，他们穿着厚重的军大衣，背着步枪，脚踏皮靴在雪地上踩出整齐的节奏。
“每周日，红场会举行群众集会，”索科洛夫解释道，“有时是庆祝活动，有时是动员大会，有时只是普通的政治宣传。”
“工人们从各个区赶来，听取最新的政策通报，讨论生产计划，或者参与志愿劳动的组织。”
他们沿着红场漫步。
脚下的积雪被踩实成冰，行走时需要格外小心。
广场上有几个小团体：
一群妇女围着一个宣传员，听她讲解新颁布的《劳动法》；
几个工人正在修理广场边缘的木制长椅；
远处，一队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着红旗和标语牌，正朝历史博物馆方向走去。
“那些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索科洛夫指着那群年轻人，“他们今天应该是去参观‘革命胜利一周年’展览。”
皮克驻足观看，眼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在将来的德国，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公开的群众集会仍然受到限制。”
“一切都需要过程，”索科洛夫平静地说，“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们也经历了一年多的残酷内战。”
“直到去年年底，莫斯科的安全状况才基本稳定下来。”
他们走向圣瓦西里大教堂。
那座以彩色洋葱头圆顶闻名的建筑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但走近后，林注意到教堂的大门紧闭，窗户被封死，门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俄语写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此建筑已改为‘反宗教宣传博物馆’，每周二、四、六对外开放。”
“教堂被改造成了博物馆？”
安娜惊讶地问道。
“是的，”索科洛夫点点头，“苏维埃政权实行政教分离政策。”
“宗教建筑要么被拆除，要么被改造成具有公共用途的设施。”
“圣瓦西里大教堂因为其建筑和历史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功能已经改变。”
格特鲁德仔细阅读着木牌上的文字，低声对林说：“这种处理方式……会不会太激烈了？”
“很多普通群众可能难以接受。”
“在柏林，我们采取了更渐进的方式，”林回答道，“但俄国的宗教势力与旧政权结合得更紧密，教会上层大多是反革命的。”
“这里的斗争更加尖锐。”
离开红场，车队驶向莫斯科的工业区。
随着车辆向东行驶，街景逐渐变得粗粝。
低矮的砖房取代了石质楼房，街道变窄，路面上的积雪被煤灰染成灰色。
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煤烟和金属的气味，远处传来工厂机器的轰鸣声。
“我们即将参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索科洛夫宣布，“这是莫斯科最大的机械制造厂之一，有三千多名工人。”
工厂大门是厚重的铁制结构，上方悬挂着红旗和工厂的名称。
门卫是两名穿着工装但佩戴着红色臂章的工人，他们检查了索科洛夫出示的文件后，敬了一个不太标准但很认真的军礼，打开大门。
厂区内的景象让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屏住了呼吸。
巨大的厂房像钢铁巨兽般匍匐在雪地上，屋顶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厂房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
雪地上有深深的车辙印，轨道上停放着装载原料和成品的小型轨道车。
工人们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在厂房间匆匆穿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专注而疲惫的表情。
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工厂的规模，而是无处不在的“新秩序”迹象。
厂房外墙上刷着巨大的生产进度表，用红色油漆标出每日、每周的定额和实际完成量。
宣传栏上贴满了工人的照片和事迹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