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果然如王云五所预期，迅速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严谨的体系、新颖的视角、扎实的史料，以及将小说置于广阔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的宏观视野，使其迅速成为多所大学中文系的指定教材或重要参考书。
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一些当初对冷清秋引介西学方法持保留态度的老派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着作的分量。
然而，冷清秋并未沉浸于学术成功的喜悦中。随着研究和教学的深入，尤其是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者（如薛涛、鱼玄机、李清照，以及大量散见于笔记、弹词中的无名氏）的境遇与作品后，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观察在她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她看到，尽管时代已步入民国，提倡“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口号不绝于耳，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被困于旧式的家庭伦理之中，受教育权、经济权、婚姻自主权依然脆弱不堪。
她自己在燕京大学虽受尊重，但也隐约能感受到某些无形的界限和审视的目光。而社会上，无数个“前世冷清秋”仍在重蹈覆辙，或因盲婚哑嫁陷入不幸，或因缺乏谋生技能而依附于人，空有才情而不得施展。
这种切肤之痛与学术上的清醒认知，促使她将研究方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拓展和转变。
在一次由北平各高校女教师和进步女性组织的沙龙上，冷清秋做了一次题为《缄默的传统：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书写与性别困境》的演讲。她没有高谈阔论西方的女权理论，而是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切入。
她以大量被正统文学史边缘化或忽视的女性文本为例，从《诗经》中的弃妇诗，到汉代班昭的《女诫》及其矛盾性，再到唐代鱼玄机诗作中的女性意识，宋代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的变化所折射出的生存境遇差异，直至明清大量才女在诗词唱和与弹词创作中寻找的精神出口……她条分缕析，论证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并非没有声音，而是她们的声音或被压抑、或被扭曲、或被纳入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被消解。
“我们的文学史，”冷清秋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带着学术的冷静，却又蕴含着深沉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女性‘被书写’和‘艰难书写’的历史。前人总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规训女性，却又以‘咏絮之才’赞赏她们，这其中的吊诡与矛盾，正是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学映照。如今，时代虽变，但沉淀千年的观念枷锁，并非一纸法令或几句口号所能轻易打破。”
她进而联系现实：“如今我们倡导女子教育，其目的不应仅仅是培养‘贤妻良母’，或是点缀门面的‘才女’，而是要赋予女性独立思考和安身立命的能力。让她们能够像李清照一样，即使遭遇国破家亡之痛，也能凭借自己的才学整理金石，着书立说，而不仅仅是依附他人，凄凉终老；让她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不必通过婚姻和男性来定义和实现。”
这次演讲，因其深厚的学理基础和贴近现实的人文关怀，在北平的知识女性圈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清秋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更被许多年轻女学生和知识女性视为精神上的引路人。
此后，她开始在《大公报》及其他进步刊物上，持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女性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文章。她以自己赴英留学、归国任教的经历为例，论证了经济独立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基础性作用。她呼吁社会开设更多面向女子的职业技能学校，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打破职业壁垒。
她还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女性友人，如律师华群、教育家曾宝荪等人，联合发起了一个小型的“女性发展互助会”，旨在为贫困女学生提供小额助学金，为寻求职业转型的女性提供信息咨询和技能培训机会。她将自己部分稿费和薪金投入其中，并利用自己的声望，为互助会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这些社会活动占据了她一部分研究时间，但她认为值得。学术研究是她的根基，但将学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尤其是帮助更多女性挣脱枷锁，是她作为重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燕京大学的课堂上，她也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文学中的性别议题。她会专门组织讨论《红楼梦》中不同女性的命运与选择，分析《镜花缘》中女儿国构想背后的乌托邦与反讽。她鼓励女学生们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追求学术上的卓越。
一次课后，一位名叫吴贻芳的女学生（注：历史上吴贻芳是着名教育家，此处为虚构情节）找到她，激动地说：“冷先生，读了您的文章，听了您的课，我才真正明白，我们女子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明理，为了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看着学生眼中闪烁的光芒，冷清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她知道，她播下的种子，正在悄然发芽。
她的生活愈发繁忙，但内心却愈发充实与平和。前世的痛苦，已彻底转化为今生的动力。她不再仅仅是冷清秋个人，她的生命与更宏大的社会议题、与无数女性的共同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冷清秋在北平学界与女性事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