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冷清秋坐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为她提供的独立研究室内，窗外是细雨笼罩下的罗素广场。这间不大的办公室，是她凭借数年来扎实的研究成果和日益提升的学术声誉换来的，象征着她在西方学界初步站稳了脚跟。
桌上摊开的，是她刚刚校勘完毕、即将交付出版社的书稿——《海外所见中国小说戏曲珍本丛考》。这部书凝聚了她近四年的心血，系统梳理并深度研究了散藏于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处的数十种稀见中国古籍。书稿不仅以版本目录学见长，更运用了比较文学、社会历史学等新兴方法，对文本进行了富有创见的阐释。出版社的编辑在审阅后，称赞其“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叙事传统，开启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
然而，冷清秋的心思，已不完全在这部即将面世的着作上。她手中捏着一封来自北平的航空信，是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容庚的亲笔信。信中，容先生以极其恳切的语言，赞赏她在海外发表的系列论文，并正式邀请她学成归国后，加盟燕京大学国文系，担任副教授，主持“中国俗文学”与“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课程与研究。
燕京大学……这是记忆中司徒雷登主持的、以中西融合教育着称的学府，也是未来许多学术大家云集之地。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平台。
她轻轻放下信纸，目光落在墙上悬挂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归国的时机，正在成熟。她知道，记忆中那场最终导致金家彻底败落、北平乃至全国陷入更深动荡的大事件——金铨的彻底倒台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加剧——即将在明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发生。她必须在此前，找到一个稳固的、能够庇护她学术事业的立足点。燕京大学，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但这并非她唯一的考量。重生者的先知，让她对未来的文化走向有着更清晰的判断。她知道，不久之后，国内关于“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的论争将愈演愈烈，而像她这样兼具深厚国学根基与系统西学训练的人才，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她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有能力引导风气，为沉疴已久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她铺开信纸，开始给容庚先生回信。她首先感谢了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并表示愿意接受。但在信中，她并未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的教授。她委婉而坚定地提出了几点构想：
第一，她希望能在燕京大学创立一个“中西文学交流研究中心”，系统引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同时组织力量，精选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翻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第二，她建议与北平图书馆合作，牵头编纂《海外藏中国古籍总目·小说戏曲卷》，彻底摸清家底，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提供便利。
第三，她提出开设面向全校的“西方学术前沿”系列讲座，邀请归国留学生和在华外籍学者主讲，打破学科壁垒，开阔学生视野。
她知道，这些构想有些超前，甚至可能触动某些守旧派的神经。但她相信，以她在国际汉学界已建立的声音和燕京大学相对开放的氛围，容庚先生有眼光看到其中的价值。这不仅是她个人事业的蓝图，更是她试图影响国内学术生态的第一步。
信寄出后不久，她便收到了容庚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对她的构想大为赞赏，并表示校方将全力支持。尘埃落定，归期已近。
在离开伦敦前的最后几个月，冷清秋异常忙碌。她除了完成手头的研究和必要的社交辞行，还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她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与英国几家主要的学术出版社建立了联系，洽谈了未来合作出版中国文学译丛和研究丛刊的可能性。她也与几位志同道合、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汉学家深入交谈，向他们描述了燕京大学和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潜力，成功说服了其中两位，答应在她回国稳定后，考虑到中国进行短期访学或合作研究。
她知道，知识和人才的引进，与资金的引入同样重要。
临行前，她再次漫步在泰晤士河畔。五年的英伦时光，将一个带着伤痛与决绝逃离故国的清冷少女，淬炼成了一位自信、从容、胸怀丘壑的学者。她看着河中倒映的灯火，心中没有离愁，只有一种即将踏上新战场的跃跃欲试。
她登上了返回东方的客轮。这一次，她的行囊里，不再是简单的文稿和几件旧衣，而是装满了两大箱精心挑选的西文书籍、学术期刊、研究笔记以及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草案。
海风猎猎，吹动着她的短发和素色围巾。她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海平面那模糊的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