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冬日，雾气浓重，带着湿冷的寒意渗入骨髓。冷清秋裹紧了略显单薄的大衣，快步走在前往大英博物馆的石板路上。她的面颊因寒冷而微微泛红，眼神却清亮专注，脑中仍在思索着昨日翻阅的那份关于敦煌变文的残卷与中古汉语语音演变之间的关联。
在东方学院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她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整理者，开始主动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她发现，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剑桥等机构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尤其是那些在近代动荡中流散海外的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许多版本在国内已难觅踪迹，其间蕴藏着大量未被充分发掘的学术富矿。
她的研究助理身份，使她获得了查阅这些珍贵馆藏的便利。她开始系统性地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文小说、戏曲类古籍编撰更为详尽的联合目录与内容提要。这份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深厚的学养，但她乐在其中。每辨认出一个模糊的钤印，每考证出一位湮没无闻的作者，每梳理清一个版本的流传脉络，都让她有种与历史对话、为文化续命的使命感。
这日，她正在博物馆那恢宏的阅览室内，对着一部明刻孤本《青泥莲花记》做笔记，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英国学者在她对面坐了下来，礼貌地询问她正在研究的版本情况。
这位是亚瑟·韦利（Arthurwaley），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一位以翻译中日文学着称的杰出学者，虽不常在校，但名声显赫。冷清秋早闻其名，此刻见到真人，心中不免有些敬意，但仍保持着学术上的沉着。她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版本价值及其反映的明代市井文化的初步看法，英文流利，观点明确。
韦利先生显然对她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能有如此见解感到惊讶。两人就明代白话小说、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与阐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韦利先生学识渊博，但并无倨傲之色，对冷清秋提出的某些关于翻译中文化意象传递的困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感。
“冷小姐，”交谈末了，韦利先生诚恳地说，“你对文献的熟悉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我正在为《亚洲学院学刊》组一期关于东亚叙事文学的特辑，不知你是否愿意就你正在研究的这类中国古典‘世情小说’，撰写一篇专题论文？或许可以聚焦于某部特定作品，探讨其社会史价值与文学成就。”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亚洲学院学刊》是欧洲汉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冷清秋压下心中的激动，沉稳地应承下来：“非常感谢您的邀请，韦利先生。我很愿意尝试，会尽快提交论文提纲给您过目。”
这次邂逅，成为了冷清秋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选择了《金瓶梅》这部在当时仍备受争议，却深刻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巨着作为研究对象。她避开容易引发道德争议的角度，转而从其物质文化描写、城市空间建构、以及人物语言所体现的鲜活口语入手，运用在伦敦所学的新批评和早期社会历史学方法，结合扎实的文本细读和版本考证，撰写了一篇角度新颖、论证严谨的论文。
论文得到了韦利先生的高度评价，顺利发表在《亚洲学院学刊》上。这是冷清秋首次在国际主流汉学期刊上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长篇论文，标志着她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崭露头角。这篇论文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和学者的兴趣，让他们看到了超越“才子佳人”模式之外，中国古典小说更为丰富和深刻的面向。
论文带来的声誉，使她在学院内的处境进一步改善。她获得了更多参与核心研究项目的机会，薪金也有所提高。她搬离了那间狭小的出租屋，租下了一处稍大、带有独立书房的公寓，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写作的空间。
也是在此期间，她与李四光、杨端六等中国留学生的交往更为深入。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组织小型的读书会或讨论沙龙。地点有时在某个学生的宿舍，有时就在冷清秋那间堆满书籍的公寓客厅。他们争论着中国的出路，探讨着如何将西方先进的科学、制度与思想引入积贫积弱的祖国。在这些讨论中，冷清秋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革新与精神的启蒙，与科学、经济的建设同等重要。她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沟通中西，用新的学术方法和视角，重新发现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引介西方优秀文化，以启迪民智。
她开始着手一项更为宏大的计划——撰写一部面向中西方读者的《中国小说史略》。她试图打破传统目录学式的简单罗列，以清晰的史观脉络，勾勒中国小说从神话传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体的演变历程，分析其与社会变迁、思想潮流、印刷技术等因素的互动关系，并给予那些曾被正统文学史忽视的世情小说、侠义小说以恰当的评价。
这项工作耗时费力，需要阅读消化海量的中西方文献。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时间，每天奔波于学院、博物馆和公寓之间，埋首于故纸堆与打字机前。伦敦的社交场、公园与剧院，对她而言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她的生活清苦而单调，但精神世界却前所未有的丰盈和充实。
偶尔，在难得的闲暇片刻，她会泡一杯清茶，站在公寓的窗前，看着伦敦街头的车水马龙。她会想起北平的胡同，想起母亲，想起前世那场焚尽一切的大火与无尽的屈辱。但那些都已变得遥远而模糊，如同褪色的旧照片。此刻充盈在她心中的，是对未知知识领域的探索热情，是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以及一种要将个人命运融入更宏大文化叙事中的强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