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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楼酒肆，街头巷尾，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
但没有人感到意外，更没有人质疑。
吴王是长子，参与政务多年，为人沉稳，处事公允。
朝中大臣对他多有赞誉，民间百姓也颇有好感。
更重要的是，大夏这些年蒸蒸日上，正是需要稳定的时候，立储，是顺理成章的事。
《大夏邸报》在次日加印了号外，只有寥寥数语：
“六月三日，陛下召吴王秦承业、蜀王秦天云入宫议事，同日，传旨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各地封疆大吏、世袭贵族，于九月齐聚京都”。
没有提立太子的事，但所有人都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意思。
苏州、杭州、广州、成都、武昌……各地的驿马飞驰，将这道旨意传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那些接到旨意的官员和贵族们，反应各不相同。
有人欣喜——吴王仁厚，他若登基，大家的日子不会差。
有人平静——谁当皇帝都一样，大夏的制度在这摆着，翻不了天。
有人忐忑——自己这些年有没有站错队？有没有得罪过吴王？
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敢缺席。
因为旨意上写着：凡无故不到者，以违旨论处。
大夏三十三年，九月初一，帝都。
三个月的时光，足以让一座城市脱胎换骨。
而金陵，这座大夏的心脏，在这九十天里，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洪流灌得满满当当。
从六月的那道旨意传出开始，帝国驿路便从未停歇。
官道上的驿马日夜兼程，长江上的官船络绎不绝。
各地三品以上官员、世袭贵族、封疆大吏，像一条条汇入大海的河流，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向金陵汇聚。
苏州、杭州、扬州——江南的官员走水路，帆樯如林，连绵数十里，从燕子矶一直排到镇江。
武昌、长沙、成都——湖广川蜀的官员走长江水道，官船上的旗帜在江风中猎猎作响。
广州、福州、厦门——岭南沿海的官员乘海船北上。
北平、太原、西安——北方的官员走陆路，马车、骑马、甚至骑骆驼，风尘仆仆却不敢耽搁一日。
西域的官员来得最晚。从定西城到金陵，六千里路足足走了一个月。
最后的半个月，他们换乘快马，日夜兼程，终于在八月底赶到了京都。
到八月中旬，金陵城内的所有客栈、驿馆、会馆已经全部客满。
那些迟来的官员和贵族，不得不借住在城外的庄园里。钟山脚下的皇家庄园、秦淮河畔的贵族别院、甚至城北的军营都腾出了房间，但仍然不够。
最后，连城外的寺庙、道观都住满了人。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那是因为这些到来的官员贵族都带了不少随从。
金陵城的人口，在这三个月里暴涨了整整十万人。
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超百万人口的帝都，竟然丝毫没有乱，也没有人敢在这个时间段搞事。
街头巷尾，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却并不扰民。
城门口设立了专门的接待处，为每一位进城的官员贵族登记造册、安排住处。
码头、官道入口，都有专人引导，秩序井然。
《金陵新报》在八月底的社论中写道：“天下英才，汇聚京师。非为权势，非为名利，乃为见证——见证大夏立国以来第一位太子的诞生，此乃盛世之象，亦乃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