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消灭一个敌国后，不可能将敌国文武全部换成本国之人。
一来，本国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储备，二来，刚刚攻下城池，需要安抚人心，若全部更换，那么被攻占领土的军民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被驱逐出统治地位的旧势力心生不满、暗中跳动，就会演化为更激烈的反抗。
所以除非以劫掠为目的，大多数时候还是以拉拢本地士民为主，吞并和消化都需要时间，得到本地人的支持，建立统治的时间便能快速缩短，直到朝局稳固了，再开始清算旧国余孽，而那些有着人脉或者运气的旧国遗民，也通过这段宝贵的缓冲期，在新船上寻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级官员是如此，底层的吏员便也同样，他们是潜在的人才库，愿意做实事的人才总是有着用的，在清算完一批上层士官、缺乏人才时，也会从他们之中提拔，因此无论王朝如何变幻，只要能继续做县长夫人，谁是县长，他们也无所谓。
而清浊之分，在魏齐又高于天堑，说是天龙人和牛马的政治隔离也不为过。
自晋代以降，高门华阀盘踞要津，由清官出身一直当清官，寒门庶姓则晋身无路，由浊官出身一直当浊官。
孝文帝改革，则制定了“九流三清”之准则，大抵规定了流内九品诸官，皆是门阀士族的起家官或迁转官，是为清官，无事而清闲，有禄而优厚，地位清要，迁擢迅捷；而九流之外，复为七等，这便是寒门庶姓充当的卑职，亦即浊官，事繁而任剧，禄寡而权轻，地位卑微，迁擢迟缓，如此便以皇权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规定以流内和流外做为清定士庶流品的分界线，从而正式制定了官职清浊。
流内九品为清官，那么三清，便是清上加清，是最高等的清官，也只有身份地位最高贵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四姓才能担任的官职。
这不只是皇权笼络这些重要士族的手段，也是这些士族的政治需求，士族绝不愿意降低身份，自沉浊流之列，直至如今的齐国，也仍是这番旧俗。
而包括郡守县令等官，虽然在九流之内，也仍不算是清官，毕竟有太多具体的俗务缠身，贵族子弟不愿远离京城，也不愿费心干这些破事，因此这些官员入浊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于在旧魏一朝，文官不一定都是清官，但武官全部都是浊官！
当初高欢去洛阳述职，回家就变卖家产，说是看见了羽林军哗变，焚烧征西将军张彝的宅子，朝廷怕武人作乱而不敢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由此开始积极备战魏末乱局，“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
而这个事情的矛盾爆发点便在于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制定选官流程，“且不要让武将们进入清品高官的行列”。
这直接引发了禁卫武官们的不满，几将率领千人，先是去尚书省抓张彝的长子张始均，结果没抓到，便直接去张家放火烧宅子，张始均、张仲瑀翻墙逃跑，武官们就抓住张彝暴打，张始均逃回来请求代替父亲受罪，于是被殴打后丢入火里活活烧死，而后张彝两日后去世。
结果北魏对这件事的处理，也仅仅是杀死了为首八人，其他的就用大赦放过了，武官也可以按资格入选清官，这件事对北魏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明示了北魏朝廷的虚弱，直接催化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权谋家。
这也是每个朝廷的两难之题：若断绝上升通道，则下层不满，轻则抗议，重则造反；可若开放通道，先不说士族是否愿意，也许若干年后，皇帝会被一个猛人速通，进而改换大王旗。
说到底，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受到了诸多利益集团的支持，是他们的代言人，而不是成为了皇帝，就自动有了这些支持，真正的支持需要皇帝自己去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