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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蕾拉到底怎么学会那么多语言。”索菲的目光扫过长桌，最后落在蕾拉紧绷的侧脸上，“答案不在军校里，而在十三区的烂泥里。”
机舱内的空气骤然凝固。温克尔放下手中的战术地图，巴尔托罗停止擦拭军刀，连一向桀骜的莫妮卡都坐直了身体。他们都知道“十三区”这个名字——帝国档案里标记为高危疫区的贫民窟，是帝国统治时期连警察都不愿踏足的“法外之地”。
“那时候她才十九岁。”索菲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却压得人喘不过气，“刚从医学院退学，我因为魁北克口音被学校嘲笑‘没教养’，于是我们俩揣着伪造的行医执照，租了间漏雨的阁楼，挂了块用木板拼的牌子——‘免费诊疗’。”
她闭上眼，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场景：狭窄的巷子里堆满垃圾，污水在石板缝里汇成黑色的小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追着野狗跑，咳嗽声和呻吟声从每扇破窗户里漏出来。
“第一天出诊，就遇到个发高烧的意大利女人。”索菲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她怀里抱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孩子，用方言求我们救救他。蕾拉翻遍药箱，只找到了半支过期的抗生素，我们只能给孩子喂盐水。那孩子最后还是没挺过来，他妈抓着我们的手，指甲掐进肉里，用意大利语哭喊‘我的小天使’……”
当听到‘我的小天使’时蕾拉突然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她没看索菲，目光死死盯着舷窗外的云层，像在凝视某个遥远的噩梦。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个老雅克。”索菲的声音发颤，“他是十三区的老锁匠，独居，一条腿有残疾。有天晚上他敲我们门，说医生，能帮我看看我孙子吗？他不肯吃东西’。我们跟着去了，推开他家那扇用破木板钉的门，就看见个五岁的小男孩缩在墙角，身上全是青紫的伤痕。”
机舱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温克尔的脸色变得煞白，她想起自己刚参军时，在帝国的难民营里见过的类似场景——饥饿和绝望能把人变成野兽，毕竟她就来自“小意大利”。
“老雅克说，他儿子战死了，儿媳改嫁，把孙子扔给他。可他老了没力气干活，交不起房租，房东说‘要么把孩子卖了，要么滚出去’。”索菲的眼泪终于落下来，砸在桌面的地图上，晕开一小片水渍，“那天晚上，我们躲在阁楼里，听见巷子里有人讨价还价。一个操着帝国口音的男人，用5法郎买走了那个小女孩。老雅克蹲在门口，捡了块石头砸自己的腿，血流了一地，他说‘这样我就不用走路去找她了’……”
“5法郎。”蕾拉突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和市场上纯种猪一个价格。”
这句话像把冰锥，刺穿了所有人刻意维持的冷静。莫妮卡的金发下的眼睛里闪过挣扎——她本来想说这些只是帝国的一部分，但刚想说她就猛然想起来，自己认识的一个农奴，好像也曾为了一袋黑麦，把女儿送到潘德拉的工厂里当童工。
莫妮卡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她们军人，见过战场上的血肉横飞，却很少有人直面过这种“和平年代的屠宰”——在帝国的阴影下，底层人民的命，连牲口都不如。
机舱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引擎的嗡鸣和索菲压抑的抽泣声。蕾拉始终没回头，她的侧脸在顶灯下显得格外冷硬，像一尊拒绝融化的冰雕。只有紧握的拳头和微微颤抖的下颌，泄露了她内心翻涌的巨浪。
就在这时，一阵沉闷的、如同滚雷般的轰鸣，突然从远方传来。
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震得机舱的金属壁嗡嗡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