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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现代社会，对家的理解，越是浅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堆信。
信是从四面八方寄来的。
有台北的，有台中的，有高雄的，还有从美国、日本、新加坡辗转寄来的。
寄信的人他都不认识，但信封上都写着同样的字：
侯孝贤导演收。
助理在旁边拆信，拆一封念一封。
“侯导演，我看了《家庙》。我阿嬷也是从福建来的，她走的时候我十三岁。我一直以为她的事我都记得。看完电影我才发现，我忘了她唱过什么歌。”
“侯导演，我父亲是1949年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不跟我们讲老家的事。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想讲。看了您的电影我才想，他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侯导演，我带儿子去看您的电影。他今年十五岁，正是最讨厌听大人说话的年纪。看完电影出来，他忽然问我，爸，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我说，种地的。他又问，在哪儿种的？我说，福建。他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
侯孝贤听着，没说话。
助理又拆开一封，念道：“侯导演，我是台北的一个国中老师。看完《家庙》之后，我给班上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回家采访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问他们小时候的事。作业收上来，有一个学生写的，是他阿嬷唱过的童谣。那首童谣，他阿嬷唱了六十年，他第一次听。他把它记下来了。”
助理把信递给侯孝贤。
信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工整的笔迹，抄着一首童谣。
侯孝贤看了很久。
他把那张纸放在旁边，继续往下看。
门被推开，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
“老侯，还在看信？”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拿起一封信看了看。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老侯，你知道这些信是什么吗？”
侯孝贤看着他。
杨德昌说：“是作业。是你给那些家庭补上的作业。”
侯孝贤愣了一下。
杨德昌说：“你看这些信。那个忘了阿嬷唱歌的人，那个不知道父亲怎么讲老家的人，那个带儿子去看电影的人，那个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落下的家庭作业。你出了题，他们回家补上。”
侯孝贤没说话。
他看着那些信，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德昌，出题的不是我。”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说：“出题的是那些人自己。是林国栋，是沈静婉，是陈婆，是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他们等了那么久，就是在等有人来做这道题。”
他顿了顿，“我只是把题摆出来罢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拍《新世界》。林国栋老了以后的事。他在废墟上搭家庙，用三根树枝当筷子。”
杨德昌看着他，“拍完呢？”
“拍完再说。”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老侯，你说那些人，等到了没有？”
侯孝贤没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看那些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加坡。
李光耀坐在书房里，面前放着一份文件。
是《家庙》的资料。
剧情简介，导演介绍，演员表，还有一篇影评。
影评最后一段写着：
“《家庙》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事，其实还在。在废墟的砖缝里，在镜子的背面，在太平洋上空，那两条看不见的香味轨迹里。也在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那些问题里。”
李光耀把文件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草坪上，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咔嚓咔嚓响。
他想起上个月，孙子问他：“爷爷，你小时候住在哪儿？”
他说：“槟城。”
孙子又问：“槟城是什么样子的？”
他想了想，说：“有一条街，叫汕头街。有一间房子，叫蓝屋。门口有一棵番石榴树，树干上有一道疤，是你二爷爷小时候爬树摔的。”
孙子问：“二爷爷是谁？”
他说：“我弟弟。他一九五零年死的。”
孙子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孙子又问：“爷爷，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他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启明，安排一下。明年春节，带我去趟槟城。”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
谢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文汇报》文化版：“台湾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家庙》，引发热议，有评论称其为‘代际间的作业’。”
报道里说，这部电影在大陆没有公映，但电影圈很多人，看了内部观摩场。
讨论的不是电影技巧，是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问题。
报道里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导演说：“我拍了一辈子电影，从来没想过，我儿子知不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一个编剧说：“我写剧本，写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家。但我却从来没写过我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