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条求助私信看了足足五分钟，手指在回复键上悬着，就是按不下去。发信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自称在创业，项目是做“智能垃圾分类桶”——听起来就很不靠谱。但他说看了我的所有视频，把我当人生导师，现在项目快黄了，求我指点迷津。
“老爷子，参茶要凉了。”张阿姨第三次提醒我。
我长叹一口气，把手机扣在桌上：“张阿姨，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把创业想得太简单了？做个垃圾桶就想改变世界？”
张阿姨一边擦茶几一边说：“您年轻时候不也这样吗？我听王总说过，您当年要做智能音箱时，好多人都说您异想天开。”
我噎住了。这话没错，当年我说要做能听懂人话的音箱，老王他们笑得差点背过气去。可那不一样啊，我那是有技术积累的，这小伙子...
我又拿起手机，仔细看他的项目介绍。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技术不成熟，市场不明确，团队就三个人，资金也快见底了。典型的“三无”创业项目，按我以前的脾气，这种连商业计划书都过不了第一轮筛选。
可那句“我把您当人生导师”像根刺似的扎在我心里。重生前我活得浑浑噩噩，从没想过能当谁的导师。重生后我拼命赚钱，也没空管别人闲事。现在退休了，反倒被人当成了指路明灯。
“罢了罢了，”我自言自语，“就当积德行善吧。”
我回复他：“明天下午三点，公司楼下咖啡馆见。带上你的产品和团队。”
回复完我就后悔了。我这是干嘛呢？都退休了还管这些闲事？但消息已经撤不回来了。
晚上儿子一家来吃饭，我把这事说了。儿子愣了一下：“爸，您真要管？”
“管都管了，还能反悔？”我没好气地说。
儿媳妇倒是很支持：“爸，这是好事啊！您经验丰富，指点年轻人是应该的。”
孙子在一旁插嘴：“爷爷要当老师了吗？我也要当老师！我教小朋友搭积木！”
我被逗笑了：“行，咱们爷俩都当老师。”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咖啡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刚点好茶，就看见三个年轻人探头探脑地进来。为首的戴黑框眼镜，瘦得像根竹竿，手里抱着个纸箱。
“陆...陆老？”他试探着问。
我点点头：“坐吧。你就是小李？”
“是是是！”他激动得脸都红了，赶紧介绍同伴，“这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小张，这是市场小刘。”
三个年轻人在我对面坐下，拘谨得像小学生见班主任。小李把纸箱打开，拿出个长得像加大号玩具的垃圾桶。灰色的塑料外壳，上面有几个按钮，还有个小小的显示屏。
“陆老您看，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小李开始演示，手都在抖。
我静静地看着。产品确实很粗糙，功能也简单——能识别几种常见垃圾，语音提示该扔哪个桶。但小张讲解技术原理时，眼睛在发光；小刘分析市场前景时，逻辑很清晰。
演示完，三个年轻人眼巴巴地看着我，等我的评价。
我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三个问题。第一，你们这个识别准确率有多少？第二，一个垃圾桶卖一千八，普通家庭会买吗？第三，如果大公司也做这个，你们怎么竞争？”
三个人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小李支支吾吾：“识别率...现在大概百分之七十...价格确实有点高...大公司如果做，我们...”
我打断他：“知道问题在哪吗？”
三人摇头。
“你们想做的太多了。”我说，“既要识别准确，又要智能提示，还要联网统计...结果哪个都没做好。创业最忌贪大求全，先把一个功能做到极致再说。”
小张眼睛一亮：“陆老您的意思是...”
“就做识别。”我敲敲桌子，“别的都砍掉。把识别率做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成本控制到五百以内。先找企业客户，写字楼、商场、学校，这些地方有预算，也愿意为环保买单。”
三个年轻人面面相觑，然后几乎同时掏出本子开始记。小李激动地说：“陆老，您说得太对了！我们之前就是太贪心了！”
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我让他们把商业模式重新梳理，砍掉不切实际的功能，专注解决核心痛点。临走时，小李握着我的手，眼圈都红了：“陆老，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们会努力的！”
看着三个年轻人斗志昂扬地离开，我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也是这么愣头青，也是一腔热血，也差点撞得头破血流。
回家路上，司机老陈问我：“陆老，您真要帮这些年轻人啊？”
我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说：“能帮就帮吧。咱们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
话虽这么说，但接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一周后，小李发来邮件，说按我的建议调整了方向，已经谈下了第一个客户——一家连锁超市。又过两周，他说拿到了第一笔订单。
我本来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了。可没想到，小李把我指导他们的事写进了创业故事里，还发到了网上。这下好了，更多的年轻人找上门来。
有要做“智能花盆”的，有要做“共享工具箱”的，还有个姑娘要做“宠物翻译器”——说是能让主人听懂宠物说话。我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项目，脑仁直疼。
小雅看我整天被这些创业项目包围，又好气又好笑：“你说你，退休了比上班还忙。这些年轻人也是，真把你这儿当免费咨询处了。”
我叹气：“那能怎么办？总不能把人轰出去吧？”
“你可以收费啊！”小雅说，“你现在可是网红，知识付费懂不懂？”
我摇头：“那不成。我要是收费，性质就变了。”
但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实在应付不过来。最后儿子出了个主意：“爸，要不您定期搞个‘创业门诊’？每周固定时间，接待三五个项目，这样您也不至于太累。”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每周二下午，我家客厅就成了临时咨询室。张阿姨负责登记预约，小雅负责泡茶，我负责“坐诊”。
来的人五花八门。有海归博士，有辍学大学生，有下岗工人，甚至还有退休老干部。项目也是千奇百怪：有人要做“临终关怀APP”，有人要做“剩菜盲盒”，还有个大爷要做“广场舞智能领舞机器人”。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她丈夫工伤瘫痪，她想做个帮助残疾人的智能家居系统。讲到一半她就哭了：“陆老，我就是想让我家那口子能自己开个灯，倒杯水...”
那天下午，我陪她聊了很久。走的时候，我把儿子公司的技术总监电话给了她：“就说我介绍的，让他帮你看看技术方案。”
大姐千恩万谢地走了。小雅送她出门回来，轻声说：“老陆，你这是在积德。”
我苦笑：“积什么德，就是帮把手。”
但“创业门诊”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引来了麻烦。有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做“智能菜谱”的小伙子提建议，门铃响了。进来的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提着公文包，一脸职业微笑。
“陆老您好，我是创新工场的投资经理，姓赵。”他递上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