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河西走廊，风是刮骨的刀子。
刚开春，天地间还是一片昏黄。戈壁滩一望无际，碎石和骆驼刺是这里唯一的主人，风吹过，卷起沙尘，打在脸上生疼。
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像个被遗弃的棋子，孤零零地杵在这片荒原的边缘，这就是青石堡知青点。
赵卫国把最后一块干裂的苞米面馍塞进嘴里，费力地咽了下去，喉咙里拉得生疼。他靠在冰凉的土炕沿上，看着窗外。
日头西斜，光线变得浑浊，给屋里蒙上一层不详的暗红色。
屋里另外五个人，或坐或躺，没人说话，只有压抑的呼吸声和窗外永不停歇的风嚎。
死气沉沉。
这个词像毒蛇一样缠在每个人的心头。上一个死人，是半个月前的事了。
死的是女知青刘淑芬，被人发现倒在知青点后面那口早已干涸的老井边上。
发现她的是伙房的张慧芳，当时就吓疯了半条，现在人还癔癔症症，整天裹着被子缩在炕角发抖。
刘淑芬死得透透的，仰面朝天，眼睛瞪得溜圆，空洞地望着西北灰黄的天。
她的脖子上，清晰地印着一个手印。不是淤青，不是红肿，那是一种极不祥的、仿佛渗进皮肉骨头里的墨黑色，五指清晰，甚至能看出指甲的轮廓，冰冷、干瘪，像是埋了上百年的死尸留下的印记。
这是第三个了。
第一个是去年秋收后，男知青王强，死在离知青点三里外的沙窝子里，脖子上一圈黑。老支书带着人看了，说是让狼掏了，可谁见过狼咬人只留个手印的？
第二个是今年开春，女知青李萍，死在集体宿舍自己的床铺上，同屋的人一夜竟没察觉。同样墨黑的手印。
刘淑芬是第三个。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知青点蔓延。上面也派人来查过，穿着整齐中山装的干部捂着鼻子在井边转了两圈，听着语无伦次的汇报，最后定性为“特殊情况，意外死亡”，强调要破除迷信，抓紧生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留下的，是比戈壁滩夜晚还要冰冷的恐惧。
“卫国，”对炕的李建军哑着嗓子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仓库…还去吗？”
轮到他俩今晚去仓库搬明天要用的农具。仓库在知青点院子的最东头，孤零零的一间大土房，旁边就是那口要命的老井。
赵卫国没立刻回答，他搓了把脸，感觉手上的老茧刮得脸皮生疼。
不去？不行，明天劳动任务完不成，扣工分挨批斗都是轻的。他咬了咬牙：“去。”
声音干涩得像是两块石头在摩擦。
两人披上打满补丁的旧棉袄，拎起马灯，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了暮色里。
风更大了，卷起的沙砾打在棉袄上，噗噗作响。
院子空旷，远处祁连山的影子在暮色里变成一道狰狞的巨兽脊梁。
那口老井，像巨兽瞎掉的眼窝，黑洞洞地对着他们。
仓库的门锁锈死了，费了好大劲才用铁棍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