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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刚过，西山的老宅院里，那棵老槐树已经绿透了。
细碎的叶子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风一吹，沙沙的响，像有人翻着一本很旧很旧的书。
陆则川坐在树下的藤椅上，面前的石桌上摆着一壶茶，已经泡了三道，汤色从深转淡，他却没有再喝。
他在等人。
今天不是寻常日子。每年清明后第一个周末，陆家在京城的几房人都会到西山来。
说是祭祖，其实祖坟前天已经去过了。真正聚在一起，是借这个由头，坐一坐，聊一聊。
这个习惯，从陆则川爷爷那辈就开始了，传下来几十年，从未断过。
院门被推开的时候，陆则川没有起身。
走进来的是陈叔，九十三了，腰已经弯成一张弓，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得很慢。跟在他后面的是他孙子陈淮安，三十出头，总参某部的少校，穿便装，但站姿骗不了人。
“则川，我来晚了。”陈叔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
陆则川站起来，扶他在旁边的藤椅上坐下。“不晚。茶还温着。”
陈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眯起眼睛。“今年这茶，是你自己炒的？”
“嗯。后山那棵老茶树，今年发了新芽，摘了半斤。”
陈叔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两个人坐着，听着风吹槐树叶子的声音，像两个老农坐在田埂上，不需要说话，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院子里渐渐热闹起来。
陆则川的堂弟陆则安带着一家子到了，他儿子陆明远在发改委，去年刚提的副司局级，三十五六岁，正是往上走的好时候。儿媳妇是外交部的，常驻日内瓦，这次没回来。孙女才七八岁，扎着羊角辫，一进院子就去追槐树下的麻雀，追得满头汗。
陆则安在陆则川旁边坐下，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大哥，今年人来得齐。”
陆则川点点头。“明远那边怎么样？”
“还行。上个月刚陪领导出了一趟差，回来就忙着写报告。”陆则安顿了顿，压低声音，“听说上面在酝酿一轮新的调整，他们司里可能要有动静。”
陆则川没有接话。官场上的事，他听了半辈子，早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
又有人进来。这次是陆则川的堂姐陆则英，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走路带风。她当年在外经贸部干到司长退休，现在是某央企的外部董事，还管着一摊子事。
她身后跟着女儿沈静秋，三十一二岁，短发，素颜，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深蓝色西裤，干净利落。沈静秋在证监会，做的上市公司监管，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是系统里最年轻的处长之一。
“舅舅。”沈静秋走过来，在陆则川面前站定，微微弯了弯腰。
陆则川看着她，点了点头。“瘦了。工作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