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受聘为东方学院的客座高级研究员，拥有了一间可以俯瞰一方安静庭院的办公室。她没有急于发表大量论文，而是首先系统地梳理、吸收这几十年来西方汉学界，尤其是欧洲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领域的新成果、新方法。
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参加研讨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她的学识根基深厚，又兼具东西方的视野，很快便在牛津的学术圈中赢得了尊重。
然而，她的研究重心，始终未曾偏离故国的文化。
她利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Libraries）极其丰富的馆藏，特别是那些在国内难以见到的珍稀版本和西方早期汉学著作，继续深化她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着手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订和增补，并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旨在向西方世界系统、准确地呈现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与魅力。
同时，她启动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编纂一部《海外藏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书目提要》。
她系统地调查、走访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柏林国立图书馆等欧洲主要机构的中文古籍收藏，凭借其精深的版本目录学造诣，为大量流散海外的珍本、孤本撰写详尽的提要，考辨源流，纠正以往著录中的谬误。这项工作繁琐而浩大，但她做得一丝不苟，仿佛是在为未来的某一天，文化的血脉能够重新完整连接，做着最基础的准备。
她偶尔会收到来自国内的信件，起初是容庚先生等人，后来渐渐稀少，直至最终杳无音信。从那些越来越简短、措辞越来越谨慎的信中，以及海外报刊上零星的消息里，她能拼凑出国内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
她沉默地阅读着，将忧虑深埋心底，只是更加埋首于故纸堆中，仿佛要将那些跨越重洋的文化遗产，用自己的方式，牢牢地守护住。
又过了几个春秋，今生的清秋的鬓角渐渐染上霜华，但她的眼神依旧清澈，脊背依旧挺直。
她谢绝了一些大学提供的长期教职，保持着客座的身份，这让她拥有更多的自由。她游学于欧洲大陆，在巴黎、莱顿、海德堡等汉学重镇进行短期研究和讲学，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学识网络。
国际形势与国内氛围的微妙变化，开始透过那层“隔膜”隐约传来。清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信号。
她与一些同样关注故国的海外华人学者联系增多，谨慎地交换着看法。
当一九七七年，华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剑桥访问。
那一刻，她站在河畔，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期盼。
她知道，转折的时刻，或许就要到了。
她加快了手头工作的进度。当一九七八年，中国决定扩大派遣留学生、并欢迎海外学者回国讲学服务的春风吹起时，清秋已然做好了准备。
她没有丝毫犹豫。
在牛津大学为她举办的简单送别会上，许多同仁表示不解和挽留。一位相熟的英国汉学家问她：“冷教授，您在这里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崇高的学术地位，为何要选择在此时回去？那里的一切，都还充满未知。”
清秋微笑着，语气平和却坚定：“我的根在那里。我的学问，源于那片土地，也理应回归于那片土地。以前离开，是为了保存；现在回去，是为了参与重建。那里需要知识，需要老师，而我还能够做一点事情。”
她带回的行囊，远比重年离开北平时更为沉重。里面除了她数十年积累的研究手稿、笔记卡片，还有大量在国内难以获取的学术书籍、期刊的复印资料，以及她精心整理、编纂尚未完全出版的《海外藏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书目提要》初稿，和《中国小说史》英文译稿的前几章。这些，是她准备奉献给新生故土的最珍贵的礼物。
飞机降落在熟悉的土地上。走出舱门，呼吸到那既陌生又亲切的空气时，清秋的心异常平静。她看着机场上飘扬的旗帜，看着周围人们脸上那种久违的、充满希望的神情，她知道，自己回来了，在恰当的时候。
她被礼聘回北京大学中文系。重返燕园，物非人亦非，但未名湖的波光依旧。她被委以重任，参与指导研究生，筹建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主持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她带回来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立刻成为了学科重建的宝贵财富。
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虽然年岁已长、但眼神中重新燃起求知火焰的“老学生”，以及更年轻的、如饥似渴的七七、七八级学生，仿佛看到了文化的血脉在新的时代里，重新汩汩流动。
清秋知道，她已不再年轻，未来的时日需要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