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使且息怒。操，亦知本初兄心中愤懑。然，颍川之事，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还望贵使与本初兄，稍察其情。”
他语气诚恳，开始娓娓道来：“颍川张辽，骁勇善守，其抵抗之顽强，远超预期。我大军围攻数月，昼夜不停，然伤亡日增，城垣难下，将士已然疲敝至极点。此其一也。”
“其二，”曹操继续道，目光坦然地看着使者，“吕布奸猾，不仅固守颍川，更遣甘宁率水贼肆虐淯水、汝水，断我粮道，使我军补给艰难，常有断炊之虞。同时，河内徐晃，趁张合将军回援河北之际，屡屡寇边，兵锋直指兖州，使我侧翼备受威胁，后方难安。更有那刘备，虽如丧家之犬，却仍在汝南不时作乱，牵制我军兵力。此三方受制，内外交困之势，实非操所愿见。”
他将退兵的缘由归咎于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语气中甚至带着一丝未能达成盟约的“遗憾”与“自责”。
然而，话锋随即微妙一转，曹操的语气依旧平和，但问题却如绵里藏针：“然，操心中亦有一惑，久思不解，不知贵使可否为本初兄代答？”他略作停顿，仿佛真的在寻求答案，“本初兄坐拥河北十万带甲之众，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围攻壶关一隅之地，历时数月，何以……竟迟迟未能攻克？若壶关早破，我军在颍川，又何至于陷入如此苦战，最终力不能支？”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袁绍无能，而是用一个看似谦恭的疑问，将导致联盟战略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袁绍主力未能迅速达成战略目标——轻飘飘地抛了回去。潜台词不言而喻：若你袁本初能迅速拿下壶关，我曹孟德在颍川又何至于独木难支，被迫退兵？
不等使者从这巧妙的反诘中完全反应过来，曹操的神色又转为凝重与恳切，仿佛全然忘记了方才的机锋：“况且，贵使当知，吕布乃我与本初兄共同之心腹大患！其势日涨，其锋日利。若因颍川、壶关一时之得失，便使我二人心生芥蒂，互相攻讦，岂非亲者痛，仇者快？正中那吕布下怀？”
他身体微微前倾，展现出极大的“诚意”：“操，恳请贵使回转邺城后，务必向本初兄陈明此中利害。望本初兄能以剿灭国贼之大局为重，暂且搁置争议。为表操之心迹与同盟之谊，我许昌方面，愿竭力筹措，提供一批粮秣军械，助河北稳定局势，安抚军民。虽杯水车薪，亦是我曹孟德一份心意。”
这一番组合应对，先是示弱解释，将退兵合理化；再是巧妙反诘，将部分责任引回袁绍自身；最后则是高举“共同敌人”的大旗，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姿态，并辅以微不足道的实际“援助”作为安抚。可谓层层递进，软硬兼施，既保全了自己的颜面和立场，又占据了道义的高点，将袁绍的指责化解于无形。
袁绍的使者原本准备了一肚子的斥责与问罪之辞，自恃站在“有理”的一方，打算狠狠折辱曹操一番。然而面对曹操这番看似谦恭、实则滴水不漏，甚至暗藏机锋的回应，他仿佛蓄力一击打在了空处，满腹经纶竟一时无从驳斥。若再强行纠缠退兵之事，反而显得己方气量狭小，不通情理，不顾大局。
最终，这位河北名士只能带着一份曹操“情真意切”、“深明大义”的回复文书，以及一个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的援助承诺，满心憋屈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许昌。
消息传回邺城，病榻上的袁绍仔细阅罢曹操那封看似恭顺、实则推诿责任并暗含讥讽的回信，尤其是读到那句关于壶关久攻不下的“疑问”时，气得浑身发抖，喉头腥甜上涌，几乎又要呕出血来，却终究无可奈何。
经此一番不见刀光剑影的外交交锋，曹袁之间那本就脆弱的联盟已是名存实亡，裂痕深重，再难弥合。双方都心知肚明，未来的中原格局，将是吕、曹、袁三方，乃至更多势力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残酷的博弈。而吕布，无疑充分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次深刻龃龉，赢得了更为宝贵和广阔的喘息与发展空间。许昌的算盘，再次以其精准和冷静，敲在了关键节点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