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历史的车轮碾过1979年，驶入了1980年的春天。
正如谢亦菲所精准预判的那样，1978年底那篇划时代的社论之后，振华与内地潜在的合作空间虽然增大了，但来自罗斯戴尔家族的正面压力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期近两年的“法律与标准围剿战”取代了血腥的直接冲突，成为主旋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甚至更加窒息的战争。
北美，纽约联邦法院及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成为了新的战场。罗斯戴尔家族关联的科技巨头们，挥舞着厚厚的专利文件，对振华电子及其下游客户发起了多达十几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诉讼范围涵盖了“青龙”音频芯片的特定算法实现、滤波器设计乃至封装工艺的细微环节。这些诉讼往往伴随着漫长的取证程序和临时禁令申请，意图非常明确：即使无法在法庭上取得压倒性胜利，也要通过高昂的诉讼成本和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拖慢振华的扩张步伐，吓阻潜在的合作伙伴。
李志维带领的北美法务团队，如同在雷区中穿行。他们聘请了最好的知识产权律师，逐条反驳指控，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但过程极其煎熬且耗费巨大。每一份法律文书的往来，背后都是数以十万计美元的律师费。振华在北美的市场份额增长陷入了停滞，部分合作客户在压力下选择了暂时观望或终止合作。
欧洲，布鲁塞尔。欧共体技术标准委员会内部，关于新一代消费电子产品技术标准的讨论异常激烈。罗斯戴尔阵营的代表们凭借其深厚的行业影响力和政治游说能力，极力推动将一系列与“青龙”技术路径不兼容，甚至带有明显排他性的条款写入标准草案。一旦成功，“青龙”技术乃至未来振华可能推出的其他产品，将被事实上排除在欧洲这个全球重要市场之外。
赵伟和他的欧洲团队，连同坚定的盟友b.A.E.S.公司，在会议室内外据理力争，试图争取更多中小企业和技术中立派的支持。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对方掌握着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每一次技术会议的角力，都像是在坚冰上凿洞，进展缓慢而艰难。
香港，振华总部指挥中心。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球主要市场的股价波动、汇率变化以及重要的法律案件进展。陈经理坐镇于此，面色凝重。罗斯戴尔系的对冲基金和关联金融机构，持续在港股和海外市场上对振华电子的股票进行精准狙击和做空，同时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不利于振华的传言，试图影响投资者信心，挤压振华的融资渠道。
“廖生，对方这是想用规则的绞索，慢慢勒紧我们的脖子。”陈经理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指着屏幕上复杂的资金流向图说道，“他们在利用其百年积累的体系优势，试图把我们困死在这个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里。”
廖奎沉默地听着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这两年，他鬓边的白发似乎又多了几根，但眼神依旧沉静如深潭。他深知，面对这种体系性的压迫，硬碰硬并非上策，需要的是更深的谋略、更强的韧性，以及……更广阔的棋盘。
“顶住。”他的指令简洁有力，“法律战，奉陪到底，但也要善于利用规则反击，寻找他们专利组合中的漏洞，甚至可以考虑主动发起针对他们核心专利的无效诉讼。标准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b.A.E.S.，还有欧洲那些对罗斯戴尔垄断不满的中小企业，都是我们的盟友。金融市场，”他看向陈经理，“稳定现金流是关键，必要时，可以动用我们的储备基金，甚至……考虑引入新的、可靠的战略投资者，分散风险。”
他的目光随后投向谢亦菲：“亦菲，你的信息中枢要全力运转，不仅要监控对手的动向，更要寻找他们在这个新战略下的弱点。比如，他们推动技术标准壁垒，是否涉及不正当竞争？他们的游说活动，是否有逾越法律边界的证据？”
“明白，奎哥。”谢亦菲沉稳应答。她的“静思室”如今信息流更加庞大，但她已然能从容驾驭，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在信息的海洋中指引着方向。
与此同时，在光与影的规则之战背后，那条危险的暗线，也在时间的发酵中悄然延伸。
近两年的持续监控，“猎犬”和他领导的“幽灵”小组展现了惊人的耐心。大规模武装行动暂停后，他们将绝大部分资源投入了对振华核心成员的背景挖掘与行为模式分析上。
萧亚轩，作为廖奎身边最亲密、也可能是情感最丰富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了重点中的重点。通过对萧亚轩行程长达数十个月的秘密跟踪与交叉分析，“猎犬”的团队逐渐勾勒出一些清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