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是熟读史书的，他皱眉思索：“意味着朝廷元气大伤？”。
“不止”，秦思源摇头，“这意味着，自洪武、永乐以来，延续了近八十年的‘勋贵掌军、文官治政’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他站起身，在帐内踱步：“土木堡之前，五军都督府掌兵权，兵部掌调兵权，相互制衡，勋贵武将世代从军，弓马娴熟，是军队的中坚”。
“可土木堡一仗，老牌勋贵几乎死绝，新生代又接不上，从此以后，兵权逐渐落到了文官手里”。
朱由检若有所思：“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以文制武？总督、巡抚皆由文臣担任，武将受其节制？”。
“正是”，秦思源停下脚步，看向朱由检，“文官掌军，听起来很美——读书人知忠义、懂谋略嘛，可实际呢？第一，文官不懂打仗。纸上谈兵容易，真到了战场上，排兵布阵、临机决断，那是要命的学问”。
“第二，文官要政绩，什么叫政绩？打胜仗是政绩，但更安全的是‘维稳’——别出事就行。所以文官统帅往往求稳怕输，宁可贻误战机，也不愿冒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秦思源加重语气，“文官有退路。武将打了败仗，轻则罢官，重则问斩，文官呢？打败了，上书请罪，最多贬官外放，过几年风头过了，又能起复，风险不对称，责任也就不对称”。
朱由检听得入神，不禁追问：“那嘉靖、万历朝，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不也是文官节制下打出来的吗？”。
“问得好”，秦思源坐回座位，“戚继光能成事，是因为有谭纶、张居正这样的文官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权给权，不掣肘”。
“可这样的文官有多少？更多的情况是，文官嫉妒武将功劳，怕武将坐大，于是克扣粮饷、分功诿过、甚至诬陷构害”。
他顿了顿，沉声道：“朱先生，你想想袁崇焕”。
朱由检浑身一震。
“袁崇焕是有能力的，宁远、宁锦两战打得不错。”秦思源缓缓道，“可他为什么死？真的是因为‘擅杀毛文龙’、‘私自议和’吗？根本原因，是他权力太大了——督师蓟辽，便宜行事，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文官集团能容他？言官们能放过他？”。
朱由检的脸色变了，他想起当年处死袁崇焕时，那些如雪片般的弹章，那些义正词严的“汉奸”、“国贼”指控。
他真的相信袁崇焕通敌吗？未必，但他需要给朝野一个交代，需要一个平息众怒的替罪羊。
“我……”，他声音沙哑。
“你不必自责”，秦思源摆摆手，“换做是朕在那个位置，面对那种局面，可能也会做同样选择”。
“这就是制度的悲哀——当一个王朝的军事体系崩溃，就只能靠杀武将来找平衡，恶性循环”。
王承恩已经泣不成声，他想起那些年，万岁爷在乾清宫里对着辽东战报彻夜难眠的样子。
想起万岁爷一次次问“谁能替朕分忧”，而底下大臣互相攻讦的样子；想起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