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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没开灯。老太太坐在床沿，背对着门，身影佝偻成一团沉默的阴影。从医院回来到现在，她没再哭，也没再骂，只是那么坐着，像一尊迅速风干、失去所有水分的泥塑。这种沉默比任何哭闹都更让赵维心慌。他宁愿母亲像昨天那样尖声厉骂，甚至再冲上去推搡，至少那里面还有活气，还有不甘。
他想说点什么。说“妈，算了，政策是这样，咱们拧不过大腿”，或者说“房子没了再想办法，人没事就好”。可这些话在舌尖滚了又滚，最终都化成了更苦涩的汁液，流回心底。他开不了口。三十年的老屋，母亲半生守在这里，等父亲，等他们兄弟姊妹长大，等来的是“违建”两个字，和几个蹲在门口抽烟的陌生年轻人。让他劝母亲“遵纪守法”？那感觉就像亲手把刀递出去，让别人来剜母亲的心。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在省审计厅，他面对再复杂的账目，再棘手的审计线索，都能抽丝剥茧，找到那个隐藏在数字背后的逻辑或漏洞。他信奉规则，敬畏文件上的红头公章。可当这套规则以如此具体、如此蛮横的方式砸在自己家的屋顶上时，他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文件是真的，程序看似合法，所有官方的答复都严丝合缝，把他所有质疑的路径都堵得死死的。他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看得见外面的不公，却砸不破那层名为“合规”的壁垒。
心脏的位置传来一阵阵钝痛，不是尖锐的刺痛，而是那种缓慢的、沉重的、仿佛被浸透了冰水的棉絮一层层裹紧的窒息感。他帮不了母亲。这个认知像生锈的锯子，来回拉扯着他的神经。他是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在省城大机关工作的“有出息的人”。可事到临头，他连自家门上的封条都保不住。
老太太忽然动了一下，很慢地转过身。昏暗的光线里，赵维看见母亲浑浊的眼睛望着他，没有责备，甚至没有太多情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小维，”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你……回单位上班去吧。别耽误工作。”
就这一句话，赵维差点当场崩溃。他猛地扭开头，死死咬住后槽牙，才没让那股翻涌的热流冲上眼眶。母亲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别耽误他的工作。
“妈，我再想想办法。”他声音干涩，“一定还有办法。”
老太太没再说话，只是又缓缓转了回去，恢复成那尊沉默的泥塑。
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区政府、市政府、甚至托同学问到省里的风声，所有的路都指向同一个死胡同。那个大学同学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想想，最近得罪过什么人没有？或者……你们家这房子底下，是不是有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
得罪人？赵维自问在审计厅工作谨小慎微，审计项目坚持原则难免会触碰一些人的利益，但都是公事公办，从未挟私报复。至于房子底下……这老房子能有什么？除了砖石泥土。
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孤立无援的寒意包裹了他。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在某种庞大的、无形的力量面前，个人的挣扎是多么渺小可笑。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母亲需要休息，需要安全感，而他站在这里，除了徒增母亲的焦虑，什么也做不了。
他最终下了决心。回单位。不是去上班，是去求人。平生第一次，他要低下头，向领导开口求助，利用那点微薄的、他平时最不屑去经营的关系。
省审计厅大楼里依旧安静肃穆。赵维走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却感觉脚步虚浮。他径直来到副厅长李国栋办公室外，深吸了几口气，才抬手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李国栋温和的声音。
李国栋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戴着老花镜看文件。见是赵维，他脸上立刻堆起和煦的笑容，摘下眼镜：“小赵啊，快坐。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不舒服？”
“李厅……”赵维坐下，双手不自觉地握在一起，指节有些发白。他艰难地开口，把家里房子被认定为违建要求拆除，母亲受伤，自己投诉无门的情况说了一遍。他尽量说得客观，但语气里的焦灼和无力还是掩饰不住。
李国栋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表情充满同情。等赵维说完，他叹了口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
“小赵啊，你的情况我听了，确实让人揪心。老太太没事吧？身体要紧。”李国栋语气充满关怀，“不过这个事情嘛……唉，不好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