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美国，“白人”这个概念与今天大不相同。在当时的语境下，“白人”专指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他们自认为是最优等的“日耳曼-北欧种族”。
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也讲究科学！）密不可分，这种理论将欧洲人也划分为不同等级：北欧和日耳曼族裔被认为是最高等的种族，拥有最优秀的基因；而凯尔特人（主要是爱尔兰人）则被认为是次等种族；最后是南欧和地中海沿岸的民族，他们被视为最低等的欧洲人。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意大利移民，尤其是来自南部的西西里人和那不勒斯人，因为较深的肤色而被视为“非白人”或“半白人”。他们的外貌特征——橄榄色的皮肤、黑发黑眼，让他们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更接近“有色人种”。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与北非人有着更多共同之处。
爱尔兰移民的处境同样糟糕。作为凯尔特人，他们被认为与“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经常刊登讽刺漫画，将爱尔兰人画成类似猿猴的形象，暗示他们智力低下、野蛮粗鲁。
另外就是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这让他们遭受了更多歧视。在求职市场上，“爱尔兰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工告示屡见不鲜。
德裔移民虽然同属日耳曼人种，理论上应该受到较好的对待，但实际上也难逃歧视的命运。不过他们遭受的主要是文化和语言上的歧视，美国人嘲笑他们死板、固执，不愿意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裔社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建立了许多德语-英语双语学校，在天主教和路德会教堂里用德语进行礼拜和教学。
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反德情绪的高涨，美国政府开始强制要求这些学校改用英语教学，许多德语学校被迫关闭。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裔社区独特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
犹太移民的遭遇则是另一个悲惨的故事。从欧洲到美洲，反闪米特主义如影随形。他们在经济、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歧视。
犹太人喜欢经商，他们开着当铺和布店，孩子们在学校里总是坐在最后排。他们很聪明，但这反而让人更讨厌他们。
其他人种例如黄种人，这些来自远东的移民，如中国人和日本人，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多是被人蛊惑来到美国的劳工，从事最危险、最辛苦的工作，却得不到任何尊重，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当然最低下的还是黑人，即便在北方的自由黑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公民权利。
相比之下，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享有着无可争议的特权地位。作为最早来到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移民群体，他们掌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对于这些移民是完全看不上眼的，毕竟打我爷爷随华盛顿入关起，该干的活都给干完了，享受就完事了。
在司法纠纷和工作机会上，他们往往能得到政府的偏袒。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导致其他族裔对美国政府的认同感普遍较低，与后来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时期的认同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就为奥地利帝国殖民部的抢夺移民计划开了个口子。
现在是1862年的6月15日，距离战争爆发过去了一年多了，这一年时间北方伤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五万人，战死者以及其他原因（主要是疾病）为十万人，这个烈度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同期损失，大概扩大了两倍之多，这大概就是弗朗茨一直以来加强南方的结果。
在联邦军总司令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少将的带领下，北军和南军在华盛顿特区和旁边的马里兰州展开了激烈争夺，这打的是政治仗，丢了华盛顿特区已经让林肯政府威望大跌，反应过来的联邦军在召集的志愿军训练不到两个月之后就匆匆开始了反攻之路，基本上通往华盛顿特区的每一座城市例如威斯敏斯特（这个名字在美国也有）、弗雷德里克堡等等都变成了废墟。
战争烈度太大，加上欧洲各国在美国布置人手的宣传作用下，北方的反战运动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等到林肯政府下达禁止反战运动的禁令的时候，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平均联邦军新兵从上战场到下火线可能是四个周时间，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不是死了就是受了重伤残疾。
这些刚刚放下锄头和扳手，仓促入伍的农民和工人，有些甚至只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就被送上战场。他们能走齐正步就很对得起林肯先生了，对战斗力不能苛求太多了。
联邦军总司令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少将唯一的办法也是人海战术，一开始他是真心想要效仿自己的偶像拿破仑皇帝打出马伦戈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那样的大胜，但很可惜，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这也就是北方人口多的底气，要是跟南方邦联人口一样多，估计再打几次大败仗，北方就要投了。
底特律，太阳在头顶上火辣辣的。
一个家具工厂附近的广场上，临时搭建起一个木质讲台。来自奥地利帝国的雨果·梅斯尔穿着衬衣，从怀里掏出个怀表看了一眼时间又看了看底下聚集的人，直接开始了德语演讲，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是德裔居民。
“女士们、先生们！”他举着铁皮制成的大喇叭，“看看你们手中的这些照片吧！这就是战争的真相！这就是在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的惨剧！每一天有上千名士兵失去宝贵的生命。”
人群中有工厂工人、街边小贩、居民，他们手中拿着刚刚分发的传单。那些照片是梅斯尔从战地记者朋友和军事情报局的探子那里收集来的真实画面：一个年轻士兵失去双腿，躺在临时医院的担架上，眼神涣散；另一张照片里，堪萨斯城战场上，乌鸦在啄食着无人收殓的尸体，泥泞的战壕里到处都是残肢断臂。
“这些都是真实的！”梅斯尔继续喊道，“你们的孩子可能正在经历这样的地狱！”
人群前排，一位身着黑色长裙的中年妇女玛莎·威廉姆斯突然失声痛哭。她从口袋里颤抖着掏出一封已经被捏得起皱的信。“我的约翰，我的小约翰...“她哽咽着说，“他才19岁，去年12月参军。最后一封信是一个月前收到的，说他们在芝加哥的训练营只训练了二十天，就要被送去华盛顿战区。现在，我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那么先生，您有什么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