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济民，生于前朝大楚德礼五年，出生于武昌府。那时候的大楚，早已没了开国时的繁盛气象，帝王沉迷炼丹，朝堂被宦官和外戚把持，地方官绅巧取豪夺，民间早就民不聊生。
我家上数三代都是大夫，传到我爹王怀安这一代，在武昌府的名气早已传开。我家的医馆叫济世堂，隔着两条街就是长江码头。按理说，乱世之中，商铺最易遭兵匪劫掠，可我家医馆却从未出过事——不是因为我们有靠山，而是靠祖辈传下的手艺和品德。
记得我七岁那年，武昌府来了一伙流寇，在街上抢了绸缎庄和米铺，眼看就要冲到医馆门口。
隔壁的张屠户吓得关紧了门，我却看见爹依旧坐在堂屋里给一位老婆婆诊脉，手指搭在她腕上，眉头都没皱一下。
流寇头目提着刀闯进来时，正好撞见爹在给一个受伤的流民包扎伤口，那流民腿上的血浸透了布条，爹正用嘴含着草药嚼烂了往伤口上敷。
头目粗着嗓子问：“你这大夫，不怕我们抢你？”
爹抬起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医者仁心匾额：“我这医馆，只有药和诊金，要抢便抢。只是这些流民刚躲过洪水，若是没了药，明天就得丢了性命。”
那头目盯着爹看了半晌，突然把刀插回鞘里，对身后的弟兄说：“这医馆的人是好人，咱们不碰。”后来我才知道，那头目去年在码头得了急病，是爹免费给他治好了，还送了他两贴药。
乱世里，我家医馆的生意格外火爆。每天天不亮，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大多是面黄肌瘦的穷苦人。我跟着爹学医时，最常见的病症就是贫血和胃病——老婆婆们坐在诊凳上，伸出的手枯瘦得像树皮，指甲盖泛着青白色；汉子们捂着肚子皱着眉，说吃了粗粮也不消化，夜里疼得直打滚。
我知道这些病的病根在哪里。有次我给一个叫狗蛋的孩子诊脉，他才八岁，却瘦得像五六岁的模样，眼睛却亮得吓人。我问他娘，孩子是不是很少吃米粮，他娘红着眼眶点头：“家里的田被地主收了，只能挖些野菜充饥，偶尔能喝上稀粥，就算是过年了。”
我心里发酸，偷偷从后院的粮缸里舀了半碗米，想给他们送去，却被爹撞见了。爹没骂我，只是把米倒回缸里，蹲下来看着我说：“济民，你以为送这半碗米能救他们吗？今天送了，明天他们还是会来，你有多少米能送？”
我不服气：“可看着他们饿肚子，我难受。”
爹叹了口气，指着医馆外排队的人：“这些人缺的不是一碗米，是能种米的田，是能安稳吃饭的日子。你现在送米，就像给快渴死的人滴一滴水，解不了根本。”
那时候我才十岁，满脑子都是医者救死扶伤的道理，根本听不懂爹的话。我看着他转身去给病人抓药，背影在昏暗的药柜前显得格外沉重，心里却满是不解。爹说，时间会告诉我答案，可那时候的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随着我长大，天下越来越乱。大楚崇德十年，武昌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长江水位降到了见底，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米价一天一个样，从最初的一文钱一斤，涨到了后来的三文钱一斤，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我家医馆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着来医馆，诊完脉却连两文钱的药费都拿不出。
爹总是摆摆手说：“药先拿回去吃，等有了钱再给。”可我知道，那些人大概率是永远也拿不出钱的。
有意思的是，那段时间来医馆的富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的病和穷人正好相反——不是贫血，而是积食；不是胃病，而是痛风。有次武昌府的盐商刘老爷来诊病，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一进门就喊着烧心，说前一天晚上吃了四只炖鸡、一碟红烧肉，还喝了半斤黄酒。
我给刘老爷诊完脉，说：“老爷这是吃多了，得清淡饮食，我开两贴消食的药，您按时吃。”
刘老爷掏出一锭银子，足有五两重，放在桌上叮当作响：“小王大夫，这点银子你拿着，药你随便开，只要能让我舒服就行。”
我看着那锭银子，突然想起了门口排队的穷人，于是对刘老爷说：“老爷，这银子我不能要。您要是真想治病，不如把这银子换成米，在府门口设个粥棚，施粥三天。您积了德，病自然就好了。”
刘老爷愣了一下，随即拍着手大笑：“小王大夫说得对！我这就让人去办，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
可第二天我路过府门口时，根本没看到粥棚。后来才从伙计嘴里听说，刘老爷回去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晚还请了戏班子，在家唱了一整晚的戏，桌上依旧摆满了山珍海味。
我把这事告诉爹时，气得手都在抖：“这些富人怎么能这样？说好了施粥，转头就忘了！”
爹正在碾药，药碾子转得咯吱响：“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施粥？不过是为了让你安心给他们治病，说些场面话罢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我忍不住问，“是天下的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吗？”
爹停下手里的活，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沉默了半晌才说：“不是粮食不够吃，是粮食都在少数人手里。你想想，武昌府有多少田地？大部分都在官绅和地主手里，他们占着几百亩、几千亩的田，却不用交多少税。朝廷收不到他们的钱，就只能把税加在百姓身上。百姓种着自已的田，却要交一半的税，到最后连自已都养不活。”
“那为什么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