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津贴的日子，像一块悬在基地管理层心头的巨石。
自从语言课的刘老师提过那个令人忧心的可能性后，李振邦、方稷、赵老等人私下里就没少讨论过对策，但无论什么对策，都无法完全消除那份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
财务和技术员们加班加点，按照考勤记录和初步的绩效评估，仔细核算好了第一笔津贴。
发钱的前一晚，基地管理层几乎无人安眠。
“明天…会不会真像刘老师说的，拿到钱就跑一大半？”李振邦揉着眉心，在办公室里踱步。
“难说。”方稷脸色凝重，“人性逐利。他们之前穷惯了，突然拿到一笔‘巨款’，很难抵抗立刻去享受的诱惑。”
赵老叹了口气：“只能希望我们之前的严格管理和技术培训，能让他们看到更长远的利益吧。”
发津贴的当天，气氛异常微妙。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队，学员们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期待。当一个个装着现金的信封递到他们手中，看着那厚薄不一的数额（根据表现有所不同），有人惊喜地低呼，有人仔细地数了又数，脸上乐开了花。
“谢谢先生！”
“感谢项目！”
“下个月我会更努力！”
感激的话语不绝于耳。中方管理人员脸上也带着笑，逐一叮嘱：“好好干，以后会更多。”但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笑容背后是深深的担忧。
翌日清晨...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振邦、方稷等人就早早来到了田间地头。所有人的心都提着，暗暗观察着前来上工的人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田埂上，负责点名的小组长拿着花名册，大声念着名字。
“阿玛尼！”
“到！”
“塔里库！”
“到！”
“贝克！”
“到！”
…
“多米？”（上次闹事被淘汰的之一，但后来放宽标准后又招了其同村的人）
小组长停顿了一下，提高音量又喊了一遍：“多米？”
无人应答。
小组长在名字后面画了个叉。
“塔法里？”
依旧无人应答。又一个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