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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梁镇西南方向，海拔三千二百米。
刘清明踩着碎石小道，一步步往山上走。
身后跟着秘书多吉，背上驮着帐篷和干粮，还有一台经常没信号的对讲机。
山风裹着冷意扑面而来。头顶的天空蓝得发黑，几片云压得极低，像要贴着山脊滑过去。
多吉指着前面一道狭窄的垭口：“刘书记，翻过这个梁子，就是石鼓寨了。”
刘清明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垭口。
“那里有多少户人家？”
“登记在册的，三十七户。但实际上……”多吉犹豫了一下，“可能有些人家没登记过，大致上不超过五十户。”
刘清明脚步没停。
“走。”
他知道，茂水县真正的答案，不在县城里。
在这些大山深处。
翻过垭口的最后一段路，坡度接近六十度。
碎石松动，脚底打滑。刘清明右手抓住一丛灌木的根茎，借力蹬上去。多吉在后面喘得像拉风箱，但始终没掉队。
站在垭口上往下看，石鼓寨就在山窝子里。
二十几栋石砌碉楼散落在山坳两侧，石墙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碉楼之间没有像样的路，只有人畜踩出来的泥径，弯弯绕绕地连在一起。一条细瘦的溪流从山背后淌过来，在寨子中间拐了个弯。
没有电线杆。没有水泥路面。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
刘清明见过穷。
当年的云岭乡东山村，一家人一年到头收入不到三百块，兄弟姐妹轮着穿一条裤子，种一整年的田，不但没余粮，还要倒欠乡里的各种费用。
但那种穷，穷在物质，不穷在心气。
东山村有老支书，有村支部，有民兵营。
村民们缺的不是骨头，是一个领他们走出去的人。一个契机。
更准确地说，缺一个刘清明。
石鼓寨不一样。
刘清明走进寨子，第一个感受不是穷。
是疏离。
寨口一棵歪脖子核桃树下，三个老妇人坐在石墩上剥玉米。看到两个人走近，她们同时停了手，抬头看过来。
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欢迎，也没有敌意。
只有一种空洞的漠然。像在看两块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
多吉上前，用羌语打了招呼。老妇人们低声应了几句，又低下头继续剥玉米。
“她们说什么？”刘清明问。
“说随便看。”多吉顿了顿，“还说，寨子里没男人了。”
刘清明没接话。往里走。
寨子比从山上看更破败。碉楼的石墙裂了缝，用黄泥和碎石胡乱糊着。窗户蒙着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有两栋房子的房顶塌了半边，露出发黑的木椽子，没有人修。
门前空地上晾着几件衣服，打了密密麻麻的补丁，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蹲在墙根，光着脚，啃一块干硬的荞麦饼。看到刘清明，把饼往身后藏了藏，缩着脖子靠紧墙壁。
刘清明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块奶糖递过去。
孩子看着他的手，没伸手接，转身跑了。
多吉在旁边叹了口气。
“刘书记，寨子里的情况确实糟糕。青壮年基本都去了万家的矿，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那些矿洞条件差得很，透风都靠自然风，矿工里面受矽肺病的不在少数。”
刘清明站起来。“工钱呢？”
“一天十五到二十块。扣掉伙食费、工具费、所谓的管理费，到手不到一半。但就这点钱，也比在山上种地强。”多吉声音压低了一些，“问题是，三月份围攻警察那件事，寨子里去了十一个人。现在还有七个被关着没放回来。”
刘清明脸色沉下来。这些人不是暴徒。他们是被万家的人煽动利用的劳工。但法律程序走到这一步，不能因为同情就随意释放。
他走到一栋碉楼前。木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有人吗？”多吉用羌语喊了一句。
没有人应声。隔了十几秒，一个瘦削的老妇人从暗处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包裹。
多吉跟她说了好一阵。
老妇人自始至终没有看刘清明一眼。
多吉转过头，表情有些难看。
“她说她儿子在矿上干了三年，攒的钱全被万家扣着，说是欠了什么费用。现在人又被抓了，家里就剩她和一个孙女。她问我——她们是不是要饿死了，政府管不管。”
刘清明沉默了几秒。
“你告诉她。管。”
多吉翻译过去。老妇人听完，干瘪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转身走回了黑暗里。
“她说了什么？”
多吉的脸涨红了：“她说……以前的干部也这么说。”
刘清明没有辩解。
这就是他面对的现实。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习惯。他赖以成名的那套话术，那种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在这里全部失效。
他所有的话必须经过多吉的嘴转一道弯，到了对方耳朵里，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另一种语气。
老妇人面对的不是县委书记刘清明。
是一个陌生汉人干部和一个翻译。
他在东山村可以拍着胸脯说“跟我干”，村民们信，因为大家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脚踩同一块土地。
在这里，他是外人。
刘清明又走了几户。
情况大同小异。
有一家，门直接没开。多吉敲了半天，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但就是没人应门。
有一家，一个老头坐在火塘边，面前摆着万家发的工服，已经洗得发白。多吉跟他说了几句，老头突然指着刘清明的方向，连珠炮似的吼了一大串。
多吉没有翻译。
“他说了什么？”刘清明盯着多吉。
多吉犹豫了一下：“他说……你们先放人，再来说话。不放人，什么都不要讲。”
刘清明点了点头。
他理解。
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家里的青壮劳力被关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干部跑来嘘寒问暖，他也不会信。
走完了大半个寨子，天色已经暗下来。
刘清明在溪边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坐下来，接过多吉递来的水壶，灌了两口。
山风呜呜地吹着，气温骤降。
“书记，要不咱们在这扎营？”多吉已经在物色地方了。
刘清明没回答。他看着那些碉楼，零星有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光——那是酥油灯的光，不是电灯。
“多吉。”
“在。”
“寨子里有没有一个人，是大家都信服的？不是干部，是寨子里本身的。”
多吉想了想：“有。释比。”
“什么？”
“释比。就是……类似于寨子里的长老，主持祭祀的人。羌族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规矩、习俗，都在释比的脑子里。在寨子里，释比说的话比任何干部都管用。”
刘清明眼睛微微眯起来。
“石鼓寨的释比叫什么？”
“余木初。今年八十三了，腿脚不好，很少出门。”多吉犹豫了一下，“但是刘书记，释比不一定愿意见外人。上一任书记来的时候，连乡里都没到过，更不用说进寨子了。这些年，就没有干部主动来找过释比。”
刘清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走。带我去见他。”
多吉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劝阻咽了回去。
跟这位书记打交道的时间不长，但他已经知道一件事。
刘清明决定要做的事，劝也没用。
两人顺着溪流往寨子深处走。
远处碉楼群的最高处，孤零零地立着一栋石楼。
墙体比其他碉楼更厚，门前挂着一串白色的羊骨和几条褪色的五彩经幡。
多吉正要上前敲门。
门开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一根黑漆漆的木杖，站在门槛里面。
他直直地看着刘清明。
眼窝深陷，目光浑浊。但在那层浑浊之下，有一种锐利的东西。
老人开口了。嗓音沙哑，像石头碾过干枯的河床。
他只说了一句话。
多吉听完，脸上露出明显的惊讶。
刘清明看向他：“他说什么？”
多吉咽了口唾沫。
“他说——你来得太晚了。”
碉楼里没有灯。
火塘里的火烧得很小，几块黑炭架在石头上，橘红色的光勉强照亮方圆两步。
四面石墙上挂满了羊皮和干草，混着酥油的腥膻气。墙角堆着一摞木碗和一只豁了口的铜壶。
余木初没有请他们坐。
老人拄着木杖站在火塘对面，浑浊的眼睛盯着刘清明。
像在审视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滚来的石头，值不值得他多看一眼。
多吉站在刘清明身后，微微弓着腰，呼吸放得很轻。
在羌寨，释比开口之前，没有人应该先说话。
余木初开了口。沙哑的嗓音在石墙之间回荡，像山风穿过裂缝。
多吉翻译：“他问，你来做什么。”
刘清明说：“来看看大家。”
多吉翻译过去。老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微微偏了一下头。
又说了一句。
多吉翻译：“他说，看完了就走吧。”
刘清明没动。
他伸手探进外套内侧口袋，摸出一样东西。
那枚警察臂章。
干涸的血迹已经发黑，浸透了臂章边缘。
蓝白相间的底色被染得斑驳，只剩中间的警徽还勉强辨认得出轮廓。
刘清明把它放在火塘边的石头上。
火光映着那团暗红色，跳了一下。
“多吉，帮我翻译。一个字都不要漏。”
多吉点头。
刘清明蹲下来，和火塘平齐。他没有看老人，而是看着那枚臂章。
“三月十七号那天，三个警察在老熊窝三号矿井附近办案。”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没有渲染。像在叙述一件天气预报。
“最大的那个，叫康景奎。三十七、八岁。干了十五年刑警，他是金川州刑侦支队长，在局里调不动人，因为整个局都不配合他办案。”
多吉一句一句地翻。余木初一动不动。
“跟他下去的两个，都是警校刚毕业的。一男一女。男的叫金宝志，二十二岁。女的叫依娜，二十三岁。”
刘清明顿了一下。
“他们追踪的那个凶犯叫万向杰，是万家的老二，就躲在三号矿井里。”
火塘里的炭裂了一声，迸出几粒火星。
“在矿井外头，他们遇到了上百个人，除了十几个护矿队员，其余的全是矿工，大部分都是附近羌寨的汉子。”
刘清明的语速没有变。
“那些人拿着镐把、铁锹、钢管、砍刀，三个警察被围攻了半个钟头，康景奎身上挨了七下，肋骨断了四根，全身多处骨折，金宝志和依娜本来可以跑。”
多吉翻译到这里，声音有些发紧。
“他们没跑，金宝志把依娜推到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了一枪，硬是没倒下。”
余木初的木杖在地面上微微颤了一下。
“一百多个人，围着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打，他被打倒了，爬起来。再被打倒，再爬起来，直到爬不起来为止。”
刘清明伸手，拿起那枚臂章。
“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整的，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
火塘里最后一块炭烧透了，塌下去，发出一声闷响。碉楼里暗了几分。
余木初沉默了很久。
久到多吉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
老人缓缓弯下腰，伸出枯瘦的手，从刘清明掌心将那枚臂章拿了过去。
他把臂章凑近眼前，仔细地看。
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问了一句话。
多吉翻译：“他问——这个娃娃，是哪里人？”
“依娜是个女娃娃，臧人，金宝志是羌人。”刘清明回答，“父母都是普通人，住的地方和你们这里一样。”
“他到死都在用羌话劝诫，让大家不要违法！”
余木初把臂章放回石头上。
他转过身，拄着杖一步一步走到墙角。
弯腰从一堆杂物里翻出一只铜壶和两只木碗。又从梁上取下一块黑乎乎的砖茶，掰了几块扔进壶里。
他走到火塘边，把壶架在炭上。
回头看了多吉一眼，说了一句话。
多吉愣了一下，随即深吸一口气。
“他让我们坐。”
刘清明在火塘边盘腿坐下。
水烧开了。余木初把茶倒进两只木碗，推了一碗过来。
刘清明端起来喝了一口。又苦又涩，带着一股烟熏味。
余木初也端起碗，喝了一口。
然后他开始说话。
这一次，说了很长。
多吉翻译得很慢，怕漏掉什么。
“他说，石鼓寨祖祖辈辈住在这山里。以前种地，养羊，日子苦但过得下去。后来万家开了矿，把年轻人都拉走了。一天二十块钱，扣完只剩一半。干三年，人就废了，烂肺，关节坏死，耳朵聋。”
“他说，寨子里死了七个人。都是在矿上死的。万家给了每家三千块钱。三千块，买一条命。”
“他说，三月十七号那天，万家的管事来寨子里，警察抓走了所有的矿工，要把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劳改，让村里的老人和女人去镇上挡着，把警察赶跑。”
“他说，他当时就反对。但其他人不听。他们怕家里的男人被抓。”
刘清明放下碗。
“那些被关着的人，我会想办法。”他说，“他们是受人煽动，不是主犯。但需要时间，需要走程序。”
多吉翻译过去。
余木初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那层锐利的东西又浮出来了。
老人说了一句话。
多吉翻译的时候，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布。
“他说——你说的话，我记住了。如果你做到了，下次来，寨子的门会开着。”
他顿了顿。
“他还说——如果你做不到，就不要来了。”
刘清明站起身，看着老人的眼睛。
“我叫刘清明，茂水县委书记，刚来不久。”
他没有说任何承诺的话。只是把那枚臂章重新收进口袋。
“金宝志的命，不是三千块。”刘清明说。
“你们寨子里死在矿上的人的命，也不是三千块。”
多吉翻译完这句话，余木初的木杖在地上重重顿了一下。
老人的眼里有些惊讶。
他又问了一句，多吉肯定地点点头。
“他问你真得是县委书记，我说是。”
老人拄着杖，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了。
山风灌进来，火塘里残存的炭火忽明忽暗。
余木初站在门槛那里，朝着寨子的方向，扬起木杖，高声喊了一串话。
声音苍老，却穿透了夜风，在碉楼之间久久回荡。
多吉听得怔住了。
刘清明问：“他喊什么？”
多吉咽了口唾沫。
“他让各家各户把门打开。”
“——有客人来了。”